民国时期成都市生事务所简论.docVIP

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简论 　　中华民族的卫生事业源远流长，中医药事业更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基础。卫生行政事业伴随其发展，历史自亦久远。正如《成都市卫生志》所说：“自周朝至明朝，我国历代均设有卫生行政机构。”[1]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成都市一个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作一简论。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成都市卫生行政机构的沿革 　　 　　成都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向来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名医辈出，医药典籍丰富。成都历来还是全国有名的药材集散地。宋代词人张仲殊在《双调望江南》中，对当时成都的药市作了生动的描述：“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由此可以推断，成都的卫生事业自古以来就是十分发达的。 　　清朝，成都府管理卫生行政事宜的机构称“医学”。鸦片战争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各地医学机构多不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府尚有医学机构，置有医官，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医药诉讼，诊治幕僚及狱囚的疾病，鉴定方剂及检验尸体等。之后，医学机构逐渐废弛。清末，清政府实施“新政”，强化国家机器，在巡警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从此把独立的卫生行政工作交由警察机关管理。由此，卫生事业也逐渐开始了向公共卫生管理方面转化，卫生事业也愈来愈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相紧密联系。 　　民国初期，由于四川军阀长期混战，卫生行政机构处于时有时无状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都作为后方重镇，因人口日亦增多，公共卫生工作日趋繁重。因此，民国28年(1939年)5月成立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民国30年(1941年)10月改组为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掌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宜，要求并督促各县筹建卫生院；同时，直接负责成都市卫生行政组织建设及防空救护、霍乱防治等工作。 　　民国30年(1941年)，鉴于“成都市为后方重镇，四川省省会，各项卫生行政应为全省各县之模范”[2]，虽在市政府民政科下设有卫生股，省会警察局内设有卫生科，但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于是，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同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协商，决定由三方共同组织，在6月1日设置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掌理全市卫生行政技术事宜。写于民国38年(1949年)下半年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简史》也提到了成立此所的原因：“窃查本市夙以天府著称，为西南交通重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病患之发生传播，易滋流行，揆其原因大多与卫生一事，未能讲求所致。本市卫生事业，在民廿九年以前，并未专设机构办理，仅于市府民政科设置卫生股，办理全市卫生行政事宜。省会警察局方面，则设有卫生科，但因设置人员不多，且无事业费，故仅能推动市区环境卫生，于医疗救济预防保健诸端，大多无法办理。本市医院虽有数所，均系私家开设，且以营利为目的，欲求实惠人民，以救济为宗旨者实不多觏。政府有见及此，曾于民三十年由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三机关，合组创设成都卫生事务所，于同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所长为统筹主任戴传统氏。其时全体职员编制为廿八人，专办全市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并附设门诊部，以利救济市民病患。”[3]民国32年(1943年)出版的《民国政府年鉴》载：当时全国“城市之卫生设施，向由警察机关办理。设有卫生事务所者，有昆明、兰州、成都三市。”[4]可见，当时除一些沿海城市和开放城市设有卫生局外，在内陆城市中，成都的公共卫生事业是比较先进的。一位英国外交官曾经这样称赞成都：“它的街道宽敞平坦，房屋商店鳞次栉比，卫生设施完善齐备”。[5]后由于经费来源问题，由省卫生处提议，并报经省政府决定，民国31年(1942年)3月将卫生事务所移交成都市政府领导，划归市府单独直属管理。 　　民国32年(1943年)4月，王季槐接任所长，人员扩充至33人，重新调整了机构。“在这一时期，市卫生事务所及所属各课，对所执掌的应办事项，大多能次第付诸实施。”[6]民国34年(1945年)，成都市霍乱大流行。市政府为迅速扑灭霍乱，提高工作效率，报经省政府批准，在市政府内设置卫生科(第七科)，将民政科的卫生股交卫生科接办，王季槐兼任科长。凡有关卫生行政事宜，由卫生科办理；凡属于卫生业务技术及防疫工作，由卫生事务所办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成都市的卫生行政机构建设呈停滞、萎缩状态。民国37年(1948年)4月，因财政极度困窘，市政府卫生科被裁撤，人员和业务均并入卫生事务所；与此同时，市卫所迁新南门外龙江路市立医院办公，原所址被市税捐稽征处进驻，门诊工作遂告停顿。由于经费极为有限，货币贬值加剧，导致员工迭次缩减，工作难以推动。民国38年(1949年)5月，市卫所迁城内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拨有房屋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