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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只戴红袖标狗》看李亮作品文化品格 　　对于文人而言，无论外在的客观世界如何变幻，他们依旧在追求着自己内心世界的平静与祥和。他们并非与现实的世界完全隔绝，而是在这个浮躁、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寻找着心灵的依托。因此，我们常能在文学文本中感受到文人所独有的文化品格。这一品格的形成既有文人自身的因素，更有传统文化的滋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鲁迅、沈从文等人缔造的文化品格，也能找寻到士大夫的文化追求。 　　一、 大众书写与文化品格 　　“大众”是一个具有浓厚现代文明色彩的语词，我们很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找寻到具有相似内涵与外延的语词与之相对应。但笔者仍然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到现代人对于这一表述理解的源头，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的解读；“格”的原始含义是准则，延伸至社会规则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则是对于个人的品德与个人行为是否能够统一的界定。“格一旦与人的某些要求联系起来，便是社会对人的该类品质的理想要求，也是人们孜孜以求与立身立德的终极人格范式。”[1] 　　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作者所设定的时代话语背景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苦难记忆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反复引发我们思考与反思的时代。作为一个社会之中道德、良心的坚守者，我们深知“文化大革命”带给文化人的痛苦要远甚于普通人。因为“文化人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先导和奠基，他们的使命是致力于自我人生实践，努力把自己和国人带入更加文明、更加繁荣的和谐社会”[1]。 　　由于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卫彪的眼睛贼贼地亮起来了，耳朵直直地竖起来了，毛色滑滑地光起来了，神态耀耀地凶起来了。再走路，举头仰脖地扛着膀子，就像造反派们那样，越是狗眼看人低，尾巴更举到天上。人们偷说，果然是得了主子的精气神！刘玉田又安排人为它按时洗澡、梳背、剪趾甲，又请来裁缝，量身高，量腰围，很快做了马甲，缲了扣门，锁了花边，绣了图案，自然是葵花向着太阳转之类。卫彪的穿戴，比马戏团的艺狗还气派。 　　在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吃饱穿暖的时代，身为办公室主任的刘玉田每天所思考和关心的问题就是一只狗的饮食起居。李亮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为读者安排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情景，令人在捧腹之余多了些许的悲凉。这不仅是因为刘玉田等人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能够从姚梓富的手中获得更多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人与狗之间的和谐在这里被彻底地破坏了。 　　在一个大众书写的时代，身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周围的一切，但他们的思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零散的碎片，是无法产生社会共鸣效应的存在。这一点对于拥有社会话语权利的文化人则不然，他们往往能够借助于自己创造的虚拟文学世界为我们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时代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了姚梓富的颐指气使，我们看到了刘玉田的阿谀谄媚，我们看到了卫彪享受的奢侈生活。对于李亮而言，小说中的一切都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既然这一切都已经发生，或者曾经发生过，把它呈现出来就是希望这一幕不要再一次上演。 　　二、 君子情怀与文化品格 　　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蓬勃发展，新的一批文人已然成长起来。在他们当中，李亮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分子。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作者用文人的喃喃自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命”时代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清晰地呈现着李亮所追求的文化品格。 　　孕育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背景是市场经济的繁荣，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文本中，读者经常能够见到各种类型的“小人”。“小人文化泛滥成灾，甚而出现文化品格缺失，文学使命游离，从而导致文学的世俗化、侏儒化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2]回首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在20世纪90年代“大写的人”逐渐消解之后，“小人”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单纯从文学对社会的干预意义层面而言，“小人”的价值与意义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如果我们任由“小人”在中国当代文坛肆意泛滥，最终面临的结局必然是文学发展走向历史的死角而无法自拔。从曾经的岁月走向现实的生活，所有的作家和读者都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必不可少的。在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中，随着我们的社会发生急剧的变革，更多的内容充斥着作家生活的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们来说，读者所喜爱的世界已与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截然不同。最需要引起作家们重视的是，读者对于文学题材的定位、作品审美情趣的诉求、文本表现方式的选择、文学表现方式的借鉴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进的特征之一，作品审美情趣的诉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审美情趣代表了作者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定位，也意味着一部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 　　一位调皮的英语教师，用了一句诙谐的话，概括卫彪这段天上地下变化之阅历：“这只伶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