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园林里涉外活动.docVIP

行商园林里涉外活动 　　摘 要：广州十三行是被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半商组织。行商们借助垄断地位获得巨额财富，营建了许多大型私家园林。行商园林里发生了许多涉外活动：承担政府对外交涉的职场；定期供外商人员进行散心游赏；平时接待应酬外国要员及其家属；西方先进器物在此试用或展示；等等。行商园林成了中西文化、科技、和国务商务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某种划时代的特质。 　　关键词： 行商园林； 涉外活动； 中西关系；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2）05-0000-00 　　收稿日期：2012-06-26 　　修回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课题（07z64）部分成果。【作者简介】：高刘涛（1987 - ）男，河南周口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2010届硕士研究生，方向：专门史。 邮箱：glt668@126.com 　　行商园林，特指清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行商，为满足其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外交应酬等需求，而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兴建的私宅园林。因行商园林多表现为庭园形式，又称“行商庭园”。行商园林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达了岭南传统园林的巅峰。行商园林是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背景下的产物，出现的，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园林的一些造园理念和建筑器材，可谓中国古典园林到向近现代园林的转型之作。 　　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消极保守的行商制度是利用行商垄断西方进出口贸易的制度，严“华夷之防”，限制官员、民众与外商直接联系。随着中外贸易交往的扩大，政府官员又不得不与“夷商”接触。在此情况下，指定十三行行商监督、管理在华（广州）的西方人。 　　行商具有管理对外事务的职能，但他们没有类似衙、署的办公场所，很多事务的处理都在他们的住宅区内进行。行商园林作为不仅是行商们的日常生活地、家族礼拜地、经营决策地，同时也经常发生一些涉外活动，承担了政府办公场所的功能，使得它有着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不同的历史价值，与徽商园林、晋商园林不同的功用特质。。 　　1. 外国公使人员的接待地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荷兰巴达维亚当局派遣国家顾问――德胜为首的代表团，以恭贺乾隆皇帝 1795――1796 年之庆典为名访华。实质是“要求清廷根据欧洲‘所有国家的法律’和‘所有国王的习惯’进行平等谈判，以获得他们期望已久的自由贸易”。乾隆批准荷兰使团访华后，10 月 13 日（1794 年），两广总督长麟正式接见了德胜。此次相见之礼本应在总督衙门举行，但竟却在河南海幢寺内举行。长麟解释说，是因去年（1793）十二月，马嘎尔尼勋爵由北京返回时，曾在此处招待。荷兰使团秘书De Guignes日记中记载：“在伍氏行商的庭院里举行了两次花下开筵：第一次在10月13号，欢迎Titsingh的到来，第二次在11月20号，在荷兰使团即将赴北京的前夕”[1] 由此可知，伍氏两次参与接待荷兰使团活动，并且在家中设宴安排两广总督与使团见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行商的宅邸、花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被用作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就更加的频繁。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改变以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被迫适应现代外交规则，呈现出新旧外交思维的过渡的境况。战后的条约谈判，使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外国知识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精通“洋话”的官绅。 　　在此情况下，行商潘仕成凭借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积极协助本地官员参与多次外交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就发生在其私家园林――海山仙馆中。“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人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2]。“那是在潘启官[2]泮塘的乡间住宅里。当时为钦差大臣耆英安排了在那里会见拉地蒙东先生（Monsieur Le Comte de Ratti-Menton），接受由他递交的一封法国政府的紧急文书。当时旗昌洋行的主任保罗?福布斯（Paul S. Forbes）在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任有职务，而我则是应邀列席”[2]。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也有类式类似记录：“拉地蒙东在阿尔美尼号的上尉Fornier Dupla的陪同下，抵达黄埔港。在8月31号，向两广总督递交了一封信，要求见面。在9月6号，领事在舰长M. Fornier Duplan和其他8位军官，抵达总督在乡间的别墅。在别墅，Yang Kwangtung 迎接了他们，Yang 是广东的法官” [3] 。按当时清朝的规定，两广总督耆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