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与“维权话语”局限.docVIP

钉子户与“维权话语”局限 　　在关于钉子户的问题上，充斥着许多新旧杂交的话语，因为话语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导致钉子户的“抵抗”呈现出诸多相互矛盾、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样，地方政府也陷入具体行政实践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隔离的困境。仔细清理抵抗话语背后的逻辑，有助于还原钉子户问题的本来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拆迁实践的本质。 　　先从举世闻名的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谈起。前两年在火热讨论强拆事件的时候，国内媒体发现了成田机场的案例，将那些持续抗争几十年，迫使日本政府退让的抗拆户称作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以此指摘地方政府的横暴以及强拆制度的不合理，但是，2012年11月28日，日本地方法院在防暴警察的配合下，对其中的一户钉子户实施强拆，一些人又将之作为强拆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但实际上，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抗争史基本上与强拆制度无甚关系，甚至与媒体含沙射影想要表达的民主体制无关，与之有关的其实是钉子户抵抗的意识形态根源，尹晓磊将之解释为“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的争夺（尹晓磊，《国家逻辑与农民道义之间》，《读书》2005年第7期），国家逻辑包括国民整体利益、国家强制力等，农民道义则包括农民具有守护家园的权利，人们容易将两者解读为权力与权利之争，这也是国内媒体解读钉子户抗争事件的固有逻辑。但是，这一逻辑用在成田机场的案例中，却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在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并非钉子户的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抗，钉子户从未将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相对立，正如1971年1月，农民们在纪念已故的机场建设反对派领袖人物小川明治先生时，通过佐山忠代笔写的一封致首相佐藤荣作的题为《白骨的怨恨》的信中所言，他们抗争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补偿，而是需要一个说法，“如果你能够让我信服，如果能让我感到服气，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 　　“讨说法”的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意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基本上都是应国家需求参加二战的老兵及其后代，这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又应国家号召到成田机场选址所在地开荒拓殖，因此，他们是为国家奉???颇多的群体。问题恰恰出在关于“奉献”的问题上，成田机场的修建是冷战格局下日本官僚集团与大资本联盟的产物，因此，这些居民认为他们要再次“为国奉献”的理由并不充分。钉子户的抵抗，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兴起的以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左翼运动提供了场合，大量的左翼活动家和学生参与其中，因此，严格说来，40多年来成田机场的钉子户抵抗史，其底色只能是新左翼主导的社会运动，与通常意义上的钉子户抗争有天壤之别。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有一点是与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类似的，即很多钉子户抗争的个案已非钉子户自己的事，而是属于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媒体开始热衷于将个案操作为公共事件，从而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首次将钉子户纳入公共事件的视野，经过2009年的成都唐福珍事件和2010年的宜黄事件，钉子户抗争事件俨然成为近些年公共事件的主角。不过，与成田机场的钉子户抗争史截然不同的是，国内媒体将钉子户抗争事件注入权利反抗权力的内涵，其抗争对象并不指向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这种话语资源极具杀伤力，因为它契合了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媒体无形当中增加了抵抗的合法性。在中国基层社会，通过强调权利来获取利益并非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底层意识形态中，钉子户实际上并没有太大道义优势，因此会出现社区居民联合要求将钉子户强拆的诉求，比如2010年广州杨箕村1000多居民集体签名要求对钉子户强拆，一些钉子户甚至被村民殴打，同年，武汉土库村的村民也集体签名要求村中的唯一一户钉子户搬迁，2012年12月1日，河北衡水市又出现了同意拆迁的回迁户因拖延5年无法回迁打砸“钉子户”邻居的事件。 　　成田机场钉子户抵抗显示出来的“农民道义”，与国内媒体援引的农民的生存权有天壤之别，这根源于农民道义的话语谱系过于复杂。这一话语资源的来源至少有三个，一是反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浪潮，成田机场钉子户的抵抗史是这一浪潮的一部分。新左翼运动中有一部分是反对工业化，保护生态和保护农业文明的，因此，坚守成田机场的钉子户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并不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为目的，也非以获得农民的生存权为取向，很多支持者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参与其中。国内一些钉子户抗争事件之所以能够获得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与这一意识形态背景有密切联系，他们将这一抗争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工人抵抗相比。 　　关于“农民道义”话语资源的第二个来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拆迁的具体场景中，集体主义表现为两个相互统一的对立面，一方面，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关心保护弱势群体，不能为了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