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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多种科学文化哲学发展的梳理 　　科学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世界观,它是针对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也是科学演变、发展的直接文化观念和哲学根基。近代科学的诞生可以从科学的“外部”找寻原因,如远洋探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但是近代科学诞生作为一种观察、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它首先是思想观念特别是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这可谓“观念先行”。 　　近代科学诞生的科学文化哲学基础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多种哲学思想流派的叠加、互动、共生。对自古希腊以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机械论传统直至近代历史发展作全面、深入梳理,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追求、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启示以及机械主义的祛魅思想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科学文化哲学思想基础。 　　“科学革命”通常指涉的是十六、十七世纪,但是为使我们对于近代科学形成有较为全面、准确的理解,我们必须追溯更远的历史线索,关注那些为近代科学所应用乃至批判的科学文化哲学学说。 　　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追求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是近代科学的阻碍,近代科学就是从一条一条批驳亚里士多德谬论而起步、成长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中心论的宇宙学说以及“重物比轻物下落快”断言,已经成为近代科学嘲讽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笑柄。 　　人们一般不再细致区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与哲学,常常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成果混同于他的哲学思想,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成果的否定进而全面否定亚里士多德哲学,否定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对于近代科学诞生的某些正面、积极意义。 　　柏拉图只承认理念的真实存在,贬低、忽略个体事物的存在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获取知识的第一步是用感官经验个别事物,第二步是从个别事物的偶然性中抽取、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和普遍形式。相对于柏拉图的独尊理念来说,亚里士多德则是赋予感觉经验与理念理性同等重要地位。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不仅相对于古希腊柏拉图来说,即使相对于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来说,也是对于科学认识的较为全面的辩证认识。“想克服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缺陷,把两者综合起来的人,亚里士多德要算最先的一个。” 　　“他不同柏拉图一样,是个单纯思辨的哲学者。同时还是一切事物的严密观察者。所以,在他的手中,作为科学的哲学才能达到古代的完成,同时,开始对自然作严密的科学认识的也是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他在一切科学上,都是创立者。” 　　亚里士多德被西方重新发现,起初是作为与基督教敌对的异教徒出现,但很快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基督教框架中被重新诠释。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基督化”,把他的第一因改造成为基督教的上帝,调和上帝与现世、信仰和理性的矛盾。阿奎那采纳温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概念实在论,承认概念的存在但限定于对象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自然主义的,而基督教思想是超自然主义的。虽然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引进超自然主义,借以补充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两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却仍然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毕竟是希腊人的礼物,它导致经院哲学的解体。” 　　“到晚年,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唯实论的分歧就发展为所谓唯名论。按照这种唯名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共相只不过是名称或心理概念。……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理论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于促进实验科学的事业的。看来,事情很清楚,在哲学仍然对科学起着支配性影响的时候,唯名论,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比较有利于科学方法的发展。” 　　到中世纪后期,唯名论发展起来,比如在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后来的马丁·路德那里。中世纪从概念实在论向唯名论的思想转变,意味着人们的兴趣从先验理念、教义权威转向经验观察、具体事务,促进了实验科学的兴起。 　　怀特海在讲到“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对于科学说来,除开事物秩序的一般观念以外,还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稍微提一句,就能说明经院逻辑与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 　　关于事物秩序的观念我们可远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的神话、悲剧里内蕴着人类命运以及事物规律的无情必然性。对于严格论证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归功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逻辑学贡献。“伽利略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比我们在他那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看到的要多一些。他那条例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主要是他的逻辑学、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遗产。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院不像柏拉图学院那样是一个半宗教性质的哲学学校,更像一个科学研究与资料搜集的学术中心。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在中世纪早期享有盛名,却在中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