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毕业论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docVIP

X X 大学 毕业论文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姓 名：__________ 2014年6月25日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原题名作Maitrisimit，又译作《弥勒三弥底经》，以下简称《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7幕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迄今共发现约7个抄本：其中6个抄本是以A·V·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于20世纪20年代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发现的残叶，分藏于梅因茨（Mainz）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通常称之为“吐鲁番本”；第7个抄本是1959年4月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提大队的农民于一古建筑遗址发现的，较为完整，总有293叶（586面），是国内收藏的篇幅最大的回鹘文写本，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通常称之为“哈密本”（见图1）。此外，还发现有两个焉耆语写本：一为德国考古队于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另一个于1965年出土于焉耆锡克锡千佛洞，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59年和1961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分别影印、刊布了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她在研究了这些残叶后称：“《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型。”我国许多学者也赞同葛氏的观点。由于《会见记》被确定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 [1]，进而引起了戏剧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会见记》成书年代的看法，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约略有“8～9世纪之间说”（A·V·勒柯克）、“抄于9世纪，翻译年代更早说”（A·V·葛玛丽，1957）、“10世纪说”（J·R·哈密顿，1958）、“10～11世纪之间说”（冯家昇，1962）、“8世纪中期说”（斯那西·特肯，1970）、“10世纪左右说”（耿世民，1980；后转持“8～9世纪之间说”）、“9～11世纪之间说”（李经纬，1982）、“767年说”（多鲁坤·阚白尔，1992）等8种观点[2]。此外，还有学者称：“似可将其看成或肯定为公元初的戏剧艺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作[3]。”由于诸说多是根据语言和书法特点所做的推测，都没能列出可信的断代依据，而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可以说，《会见记》的译写年代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笔者认为，必须将探讨《会见记》的译写年代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而要明确其社会背景，则首先应正确认识高昌居民的构成特点、高昌地区的文化特点以及突厥语族群信仰佛教和使用文字的起始时间等基本问题。 一、高昌居民的构成及其文化特点 从汉到唐，高昌地区一直是突厥语族群、印欧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Ouz）居民为当地的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均为Ouz的不同音译，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的Alqa Blyk部落[4]。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车师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河。其时已占据高昌的沮渠安周乘机攻陷交河。车师古国从此灭亡，其地并入高昌。约一千余家车师民众随车歇投奔车伊洛，寄居焉耆东境；而留在高昌境内的仍为数不少[5]。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这些车姓居民均是其后裔。钤有西州都督府印鉴的唐开元廿二年（734年）《致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 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唐咸亨四年左憧熹墓志》中称“君讳憧熹，鸿源发于戎卫，令誉显于鲁朝”，暗示其为《左传》作者左丘明的后代。此说固难以确信，但属于汉人却是可以肯定的。左氏随葬品中有一个粗糙的妇女雕像，名之为“妻合端身”。“合端”是突厥语词χatun（≥Qatun，可敦，夫人）的音译。据此推测，很可能是一位突厥妇女。高昌汉人与突厥语族群的文化交往关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生活在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等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四十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6]。宝应元年（762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7]。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 据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8]，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