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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书”及儒家哲学研究的重建 　　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 2010 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经学翻案。姜广辉先生提出了“根”和“魂”说，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所以对待经学，我们不能是整理国故的态度，视其为博物馆中没有生命的陈列物，而应看做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经学研究也不应只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轨迹作历史性的陈述，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通过经学注疏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经学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重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经学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发生关联。 　　中国传统的经学主要分汉学和宋学，汉学重视五经，宋学突出四书。在笔者看来，五经是前转轴时期的文化积累，四书则是转轴时期的文明创造。雅斯贝尔斯有转轴时期的说法，认为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这一时期，世界几大古代文明都出现突破性发展，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框架和基础，以后每一次飞跃都要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但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仅有一个灿烂的转轴时期，还有一个漫长的前转轴时期，因此转轴时期是春秋战国，前转轴时期则是尧舜和夏商周三代。 　　以后每一次飞跃不仅回到转轴时期，同时也可能回到前转轴时期。汉唐是回到前转轴时期，重视的是五经，故周孔并称，孔子附属于周公之后。宋明以后，则是回到转轴时代，四书地位提升，故孔孟并称。当前的经学研究五经面临的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四书则是哲学或义理的问题。章学诚说“五经皆史”，但在传统社会中五经不同于史，二十四史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 　　从经学史看，经之为经，一是因为唐虞、三代是理想社会，五经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事迹，是三代理想社会的典章法规、制度成法，这与后世的“相斫书”是不同的---这一般是古文经学的看法。二是五经经过孔子的删订已把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体现在里面了，故经之为经不在于文献本身，而在于孔子赋予其特殊的“义”，“其义丘窃取之也”---这一般是现经学家的看法。但这两点在近代基本被否定掉了。 　　首先是古史辨派的兴起，顾颉刚提出层累地构成古史说，认为五经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后人的伪造，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比如禹是一条虫，尧舜等可能也不存在等。古史辨通过否定三代历史进一步否定了儒家经学的价值理想。 　　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虚幻不实的历史上，从当时科学主义的眼光看来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其次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按照这种理论，三代就是奴隶社会，是落后反动的。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就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复辟、倒退，这样儒家经学的权威也就被消解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经学，首先遇到的就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对经学重新定位，重新看待经学的价值与意义。 　　古人是有自己的哲学和思想的，而他们建构自己的思想则是通过经学诠释的方法，通过与经典的不断对话，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然后又用其思想去诠释一部经典，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无不是如此，这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所以中国的诠释学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往往是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用自己的思想去解释经典，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在经典之中，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诠释学的特点。朱熹的《四书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 王阳明的《大学问》到底讨论的是《大学》的思想还是阳明的思想?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到底是孟子的思想还是戴震的思想? 这是很难分得清的，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余敦康先生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发展儒学、建构思想体系，恐怕还要回到传统经学中去。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就提出，中国哲学至少有三个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导师;两个定向:面向历史的、文本的定向和面向现实、当下的定向。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一方面是要回到文本、回到历史中去，客观地把握文本的原义;另一方面则要有一种现实、当下的考虑，甚至是未来的展望。这两种定向间有一种张力。 　　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研究面对的是文本、历史;而作为民族文化，其关注则是现实、当下;至于生命导师，主要是对普通民众的宣教，如于丹等人所做的工作。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