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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谈 程代熙 一 “大众文化”当下已成为一个流行的词语，但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有的将其视为“市井文化”或者“市民文化”、“小市民文化”、“通俗文化”还有的将其称为“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等等。由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不一，说法不一，因此在有的时候，它又与三四十年代我国文学史上进步文艺工作者倡导的文艺的“大众化”，甚至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涵义相混淆。 “大众化”的文艺和“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和文化。它也给人民以娱悦，但更重要的是给人民以思想上的启迪和升华，鼓舞他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的信，灯和决心。“市井文化”带有封建社会的印记，而“市民文化”则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我国，“市民文化”还带有半殖民地的色彩。清末民初曾火爆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颇为典型的“市民文化”的产物。这种“市民文化”的制作者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得以“消闲”。用一枚小银元，从市面上买到数十篇小说，即可“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我国革命先驱李大钊就锐利地指出，这种文艺文化只能使人“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 我们现在流行的“大众文化”，同过去的“市井文化”或者“市民文化”，特别是“鸳鸯蝴蝶派”之类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渊源关系，但是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至于“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则是从英语“直”翻译过来的。在西方，最先使用这个英语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莫基人之一马·霍克海默。稍后，他在同特·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里，对“Mass Culture”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作者是把“Mass Culture”作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产品来界定的。因此，“Mass Culture”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大量生产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广播影视、报章杂志和广告等等。可见，把“Mass Culture”译成“大众文化”（有的译为“群众性文化”），就把它的基本含义遮蔽起来了。 美国学者路易·哈拉普在1949年面世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一书里，以“Mass Art”为题，列了一个专章。这本书在1951年由朱光潜先生翻译出版。朱光潜先生把“Mass Art”译成“大量艺术”，还特地加了一条注文，说“大量艺术”即“大量生产的艺术，不是大众艺术”（参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449页。朱光潜先生的这个译法是与作者的本意相吻合的，从而避免了与“左联”以来倡导的“大众化”的文艺和文化相混淆。 二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里称，在西方，文化工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一样，只关注它的产品投入市场后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即利润。因此，“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第113页），它破坏了文艺作品的本性。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出自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成功地制造出来了一切先进的手段，例如电影，无线电广播，爵士音乐和杂志”。所以，文化工业“遵循的是资本的普遍规律”（第123页），即以资本的增殖为目的，而不是以提高艺术和繁荣文化为目的。原来意义上的“文化”或者“文艺”在文化工业里已不复存在，它们已经消溶到“文化工业”这个概念里去了。“文化工业令人嘲笑地贯彻了粗陋的人格主义哲学家所反对的统一的文化概念” （第123页）。 在谈到“文化工业”的产品，即“大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功用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文化工业”就是向全社会提供娱乐消遣，因为“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的延续。那些想松弛一下机械化劳动过程，使自己能重新增长力量的人需要这类供消遣用的娱乐品”。这就是它的普遍性、广泛性所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还指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 （第118页）。也就是说，使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俯首贴耳地顺从，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批判的那种“异化的人”，丧失掉独立个性的人，“单面人”。 “大量艺术”的消费者是被长时间的沉重劳动弄得精疲力竭的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阶级。人民成了推销这些劣质精神产品即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的大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阶级不仅利用它来赚取人民的血汗，奴役人民的精神，还通过它，尤其是电影，向第三世界推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本身，以及“大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他们在“文化工业”的产品面前，又感到束手无策。相比之下，另一位西方学者哈拉普看得比他们远。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量艺术”的商品化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