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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视角下藏边地区土地制度与社会考察 　　中国人类学对藏区的研究，肇始于李安宅、于式玉二先生。1938 年，两位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和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前往安多地区著名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李先生曾就拉卜楞寺的研究说道: “若就藏民文化的发扬光大，由此成功而进入西藏腹地，更是整个中国民国要政之一。其实，即就甘青康蒙各地信徒的影响来说，在此地努力，已是了不得的价值了”，而两位先生的藏区研究几乎全部都是在安多地区和康藏地区展开的。事实证明，李、于二先生之后，我们对甘青康蒙区域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过去几年里，安多和康藏地区颇不安宁; 相反，在卫藏地带，尽管偶尔也会有些许的风吹草动，但总体的状况却要平稳得多。在社会科学异口同声地将中国边疆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时候，藏边地区的情况就显得极具挑战性。这至少表明，藏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有着不同于卫藏地区研究的别样意义，藏边研究并非藏区研究的边缘地带，其学术的旨趣也不应局限于“从西藏的周边看西藏”的模式，而是要通过藏边区域的研究提供独立的学术洞见与理论启发。其情形一如对广泛印度化的东南亚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了解印度，而是这些研究本身就可直接进入理论对话。 　　一、何为藏边 　　围绕青藏高原周边的诸地区是否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与社会学特征? 当拉铁摩尔宣布铁路穿过长城、内亚边疆已经失去意义以后，藏边地区是否成了新的社会类型学的边界? 人类学又能够对这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过程提供哪些有益的理解? 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最为初步的探索，2012年 11 月，苏发祥教授和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召集了第一届“藏边社会研究”学术论坛。过去的这两年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陈庆英先生、中山大学的刘志扬教授、重庆大学的彭文斌教授和青海民族大学的马成俊教授等诸多学界先进纷纷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极具启发性的学术观点，笔者不揣简陋，在此谈谈我对藏边社会研究的粗浅看法。受学识所限，有关藏的史学、语文学和政治学的诸多研究都是笔者无法涉及的，即使在人类学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亦难免挂一漏万。 　　狭义的藏边社会，是指和卫藏毗邻，受到藏族文化与宗教的深入影响，同时又没有被西藏的大教会的政治体系完全覆盖的区域，由于不同时期西藏的大教会的教派构成和管辖范围有很大变动，藏边社会的范围也是随历史不断变动的。大致说来，除了当前西藏自治区的边缘地带之外，首先包括李安宅先生所说的甘青康蒙地带以及云南的滇藏地区; 其次也包括国际人类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受到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这些地带与西藏在地缘上十分接近，有些在吐蕃时代就曾经被吐蕃王朝征服，有些直到晚近的历史时期还是西藏的封国或封地。这些地带与西藏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往，移民和贸易往来频繁，政治体系犬牙交错，宗教与知识交换塑造了这一广大区域的基本精神面貌，但在社会结构上它们又各自有着独特的传统。另外，这些地带的各个社会又分别和其他国家或社会有着密切的交往，比如中原汉区、穆斯林社会、印度教化的东南亚各国等等，因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图景。总体来说，这基本相当于传统的汉藏边界研究与喜马拉雅研究的综合，这一综合的必要性在于，国内学界在汉藏边界研究上虽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成熟的理论范式并不多，除了李安宅先生的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之外，其他研究仍旧有待进一步的反思与检验。而国际学界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多年摸索已经形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进路，其中诸如奥特那(Sherry Ortner) 对夏尔巴人的系列研究已经在人类学的普遍理论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盖尔那(David Gellner) 对加德满都山谷的大乘佛教世界的研究在奥特那之后也呈现出强大的理论冲击力。上述两位学者在借鉴小乘佛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渐成熟的实践理论引入到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对韦伯以来关于佛教的社会理论进行了丰富、批评与反思。 　　广义的藏边社会，还包括广袤的内亚世界中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在诸如蒙古国、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蒙古世界，很多藏传佛教的教派都拥有大量的信徒和属寺，在很多地方，藏传佛教的僧侣团体对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都深具影响力; 此外，还包括清代的驻京喇嘛制度管理下的寺院体系，诸如承德、五台山、多伦、西安等地的格鲁派寺院及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在这么广大的范围内，不同区域作为“藏边”的社会学意涵及其在当下的民族志综合都是不同的: 甘青川滇区域是传统上的汉藏边界地带，加上喜马拉雅地区和青藏高原的西部边缘，可以构成地域意义上的藏边; 蒙古和诸如裕固族、土族地区是西藏的教会体系延伸的范围，社会结构已经较少受到藏文化的影响，但在教会的建构方面则强烈依赖于西藏的僧侣、经典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