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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事思想嬗变 　　1. 驻扎在叙以边界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2. 以色列前总理，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之一阿里埃勒·沙龙。 　　3.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视察以色列国防军的训练情况。 　　唯理主义强调以理论指导实践行动。人们常常认为，唯理主义在军事领域不适用，或者说与军事的联系不及经验、常识和直觉。即使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安托万·亨利·约米尼等军事思想家，按理说应该更重视唯理主义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但他们常常更相信实践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虽然怀疑论认为唯理主义与军事没有多少关系，但仍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阅读、思考、写作和战斗密不可分。这些名家包括拿破仑，马汉，杜黑等等。 　　事实上，“军事唯理主义”是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军事理论，是军事条令、计划、作战和经验教训的基础。对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挥官来说，理论指导可以有效弥补经验的不足。尽管获得知识的最佳途径是战斗经验、直觉感知以及正规教育三者的结合，但许多指挥官似乎更倾向于前两条途径，而对正规教育的重要性却有所保留。军事历史和理论的研究程度，似乎是“唯理主义”最准确的指标。 　　本文以以色列为例。英国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德国和以色列都有自己的得意门生。他认为这些军人都熟知军事思想，包括他自己的思想。他对德国学生的赞扬是有根据的—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军事社会学大师莫里斯·简诺维兹的分类，德军鼓励指挥官争取成为“善于思维的战士”。简诺维兹的主要贡献是将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视为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投入。然而，以色列国防军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伟大军事思想家的理论在以色列的军事思想中并未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们大多是“实用的战士”—这是利德尔·哈特创造的术语，带有否定意味，特指那些指挥官将信条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依靠经验产生的直觉，而不是通过学习研究掌握的知识。 　　在普鲁士，毛奇或施利芬等“善于思维的战士”被提拔到普军最高指挥层。在以色列，只有极少数以军参谋长可以被冠为“善于思维的战士”。在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马丁·克里费德看来，“如果以军指挥官被视同为毛奇之类的‘善于思维的战士’，那么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晋升为高级军官。”以色列虽然有数十年丰富的战斗经验，但除了以色列主战坦克之父梅卡瓦和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之外，并没能造就诸多享誉世界的军事将领。同样，除了情报与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汉德尔、马丁·克里费德、耶胡达·瓦拉赫和阿泽尔?盖特之外，也没有更多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历史学家问世。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20多年里，军方一直主导着战略思维。在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文职战略家逐渐占据上风。此后，战略问题在以色列几乎被忽视：文职人员几乎没有任何军事背景，只能集中精力关注作战以外的各种问题，例如以色列的威慑力量特别是核威慑，以色列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因素，情报问题（特别是预警），军民关系，军队与社会关系，和平与安全，等等。主宰军事思想发展的军方，更专注于战术、作战和条令，而相对抽象的理论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 　　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前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不愿将他们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军事思想与他人分享，却更愿意撰写个人回忆录，其中包括摩西·达扬、埃泽尔·魏兹曼、伊扎克·拉宾、拉斐尔·埃伊坦、阿里埃勒·沙龙和莫德凯·古尔。曾经担任以军总参谋长的古尔甚至撰写儿童读物。也有少数作者撰写的著述与军事思想的联系更直接，这些作者曾经是以军中高级军官，但他们通常是在退出现役之后才开始著书立作。 　　本文将揭示以色列国防军反智主义的表现及其为此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致力于探究以军忽视知识学习的原因。这个原因通常来源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色列的战略文化，以军在传统上将丰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直觉视为制胜之道，提倡随机应变，崇尚力量和技术。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军事经历对于高素质以色列青年的吸引力不断减弱。作者认为，只有以色列国防军在出于自愿或者在政治高层的强力推动下，让唯理主义思想融入军队体制，情况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以军唯理主义的缺失 　　唯理主义缺失的表现 　　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大卫·本-古里安就对以军指挥官不重视知识学习的状况表示了担忧。反智主义在以色列国防军中造成的弊端，在此期间也有诸多表现。一些曾为以军中高级指挥官授课的大学教授，例如希伯来大学的马丁·范·克里维尔德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埃利·巴尔纳维，都对以军指挥官不重视专业理论研究表示了不满。负责调查1973年十月战争的阿格兰纳调查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希斯代认为，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在创新思想、抽象思维和批判精神方面已经落伍。以色列国防军专业期刊《前线》的一位前任编辑认为，以军军官一般不阅读外军专业著作，其思想无法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美国约翰·霍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