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假说下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以中国为例.docVIP

PAGE PAGE 27 福利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假说下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以中国为例 1 引言 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都以关税（补贴）等价格调节措施为主，而不同行业的名义关税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以90年代上半期为例，表1给出了92、94、96三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平均名义关税率 来自盛斌（2002b），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考察的“名义关税结构 来自盛斌（2002b），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考察的“名义关税结构”仅仅针对工业行业而言。 这三个特点归纳自盛斌（2002a）、（2002b）、（2002c），Baizhu Chen and Yi Feng (2000)，金祥荣、田青、陆菁（2001）等人的经验研究成果。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一般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因素 毋庸讳言，“名义关税结构”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结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包括关税（补贴）还包括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而且名义关税率也无法代表行业的实际保护程度。但得益于盛斌（2002b）的计算，“（中国的）名义关税率与配额和许可证限制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0.55），…表明这两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此外，名义保护率与实际保护率之间的相关性相当高（0.92），而且在时间上很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在较大程度反映了真实的、全面的贸易保护结构。。文中构造了一个由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组成的一般均衡框架。利用这个框架，作者分别在“福利经济学假说”和“政治经济学假说” 毋庸讳言，“名义关税结构”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结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包括关税（补贴）还包括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而且名义关税率也无法代表行业的实际保护程度。但得益于盛斌（2002b）的计算，“（中国的）名义关税率与配额和许可证限制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0.55），…表明这两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此外，名义保护率与实际保护率之间的相关性相当高（0.92），而且在时间上很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在较大程度反映了真实的、全面的贸易保护结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动机虽然源于作者对中国名义关税结构的观察，但我们在模型设定中除了假定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外并未纳入更多的 “中国特色”，因而我们期待本文的结论能在更广的范围内适用。这一点需要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而得到确认。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部分，我们首先对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框架进行了描述；利用这个框架，我们先后讨论了“福利经济学假说”下和“政治经济学假说”下的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第四部分考察了我们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最后部分是总结性评论。 2 文献综述 早期研究贸易政策的文献大都假定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社会总收入最大化，不妨将这一类政府称作“无私的”政府。有趣的是在一个完美的经济学世界里，一个“无私的”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往往是不干预政策；这正是自由贸易广受经济学家推崇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表明早期理论无法对现实中广泛存在的贸易干预现象做出解释。为了解释政府为什么要干预自由贸易，并了解贸易保护政策是如何决定的，从8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家们逐渐发展起来一套贸易政策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类理论侧重于“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来探究贸易干预的原因、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 参见盛斌（2001）、盛斌（2002b）。”，它与早期文献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用“自私的”政府替换了“无私的” 参见盛斌（2001）、盛斌（2002b）。 Edward John Ray (1974)利用一个定义良好的分析框架系统的考察了一个经济体的最优关税结构。Ray将最优关税率定义为能最大化行业利润的关税率，从而每个行业的特殊的技术、要素和市场条件构成影响该行业最优关税率的主要因素。Ray建立的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下列现象：（1）在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关税率从上游行业到下游行业不断升级；（2）在欠发达国家中，初级行业内的关税率离散程度要高于制造业；（3）在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在制造业内，产品劳动密集程度与行业受保护程度密切相关。Ray的模型强调了各种行业因素对最优关税保护结构的影响，但他的分析仅仅建立在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即政府的贸易政策完全是为生产者利益服务的。 Choi and Beladi (1993)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里讨论了贸易小国的最优贸易政策。其精神与本文“福利最大化假说下的模型”比较接近。在作者设定的框架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政府制定最优政策以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由于存在要素价格刚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从而贸易干预较之自由贸易更有利。Choi and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