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一个的研究纲领的起源与发展.docVIP

公共选择：一个研究纲领的起源与发展* 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李增刚 译 我的副标题把公共选择确定为一个研究纲领而不是一个学科或者甚至次级学科（拉卡托斯式的定义似乎接近合适）。研究纲领具体表现在假定前提作为硬核的接受方面。这些假定前提限定了科学研究的领域，同时使该研究毋需面对本质上不切题的批评。公共选择的硬核可以归结为三个假定前提：（1）方法论个人主义；（2）理性选择；（3）将政治学视作为交换（exchange）。这些科学构筑基础的前两个已经渗透到基础经济学中，并且很少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尽管它们在整体上构成了非经济学家们攻击的靶子。硬核中的第三个方面不太常见，我将在后面更充分地讨论公共选择的这个特征。 从时间上看，这个研究纲领自从创立、发展和成熟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尽管存在一些先驱人物——我们在下文叙述中会提到他们中的一些，我们仍将公共选择的创立确定为上世纪中叶。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大量的兴趣。回过头来看，在2003年的有利方面中，公共选择填补的科学解释“差距”看上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纲领的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公共选择理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时，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其总产值的1/3到1/2也是政府通过集体政治制度而不是市场配置的。然而，经济学家们几乎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用于对市场部门的解释—理解上。没有人注意政治集体决策的研究。专门从事政治科学的学者也没有做得更好。就像政治学的实际情况，他们没有发展解释基础，也没有理论，从中很可能得出在操作意义上完全错误的假说。 因此，社会关系的整个政治化部门“大声疾呼”，设计出来的解释性模型要有助于理解观察到的经验现实。我初次涉足这个领域的经历（Buchanan 1949）微不足道。在那篇文章中，我仅仅是呼吁那些研究税收和支出的经济学家们稍微注意一下假定已经存在的政治模型。同时，除了霍华德·博文（Howard Bowen，1943）那篇重要、但未引起注意的论文外，即使那些做出过被认为是基础性贡献的学者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探索一个未知的新领域。 多数循环（Majority Cycles） 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几乎同时着手对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趋同于现在已被熟知的结果。布莱克关注小委员会背景下多数票规则的研究：当集体备选方案（提议、运动等）以成对选择的结果提出来时，投票结果如何在独立个人的偏好序中达成？布莱克吃惊地发现，只有两个人曾经研究过这个基本逻辑的某些方面——孔多塞（Condorcet）和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前者是一个法国贵族；后者是一个以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名字而广为人知的牛津逻辑学家。 阿罗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加总个人对社会状态的偏好序，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社会”偏好序？而这个社会偏好序要求满足类似于那些表现个人偏好条件的理性的可推理条件。阿罗从当时所谓的“理论福利经济学”传统开始研究。由于1932年对功利主义的破坏在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The Na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一书中得到控制，经济学家们重新发现了帕雷托。但是，帕雷托分类安排并未考虑，在许多满足帕雷托效率或最优标准的立场中进行选择的手段。运用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的形式工具，阿罗得出了看似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这种社会偏好一个也不能够得出，除非对个人偏好序施加某些限制。 就像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中得出的，现在已经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对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了长期讨论。很少强调的是，可以认为，阿罗和布莱克已经表明，民主制——被解释为与多数投票等价——不起作用。这些科学家已经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多数循环现象；或者他们严格论证了，在某些偏好序集合中，成对比较序列中的多数投票将造成没有均衡或停止点的持续循环。 该中心观点可以在三个投票者、三个可选择集合中容易地表述出来，如图中所示。注意，这三个投票者的每个人——分别标记为1、2、3——都对可选择项A、B、C有稳定偏好。然而，也要注意，当两个两个地考虑多数投票的结果时，A战胜B；接着B战胜C；但C又会战胜A。没有可以替代的选择可以让多数制控制所有其他备选方案。 图 1 2 3 A B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