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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代下审美局限 　　摘 要：作为《青春之歌》著名的反面人物，余永泽曾长期被视为林道静迈向革命之路的障碍。本文分析小说写作的时代特征，认为余永泽反面形象的塑成是因为阶级遮蔽下的人性描写弱化、意识形态下非革命性的放大以及特定时代下的道德评判标准所造成。 　　关键词：青春之歌；余永泽；阶级；意识形态；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01-02 　　《青春之歌》写于20世纪40年代，自初版至今历经半个世纪，引起数次研究高潮，研究的视角跟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丰富。可以说，这部“成长小说”的接受阐释史同时也是一部国人认识那特定时代的演进史。《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历来被认为是林道静自身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象征，与余永泽的决裂也被认为是林道静克服、摆脱自身弱点而迈向无产阶级的一大步。在诸多版本的文学史中，余永泽的形象始终如一地停留在“自私的、平庸的”、“个人主义”的框架当中。甚至其在海边救起寻死的林道静时的神情——“亮晶晶的小眼”闪出“焦灼”的“亮光”——也被指作为“贪婪而令人厌恶”。作为《青春之歌》著名的反面人物，余永泽的形象意义显然是不同于小说中同样着力贬责的戴愉、白莉萍等人物。本文选取余永泽进行再解读，认为其形象是特定时代的审美局限。 　　一、阶级遮蔽下的人性描写弱化 　　《青春之歌》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塑造了以林道静为代表的一系列形象。余永泽是作为林道静的第一任爱人出场，彼时林道静正被社会的黑暗丑陋逼到绝处，余永泽“一双温暖的臂膀抱住了她”，将她从失意的人生边境中拯救回来。余林二人的相知相爱在小说中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在此时林道静的眼中，这“多情的骑士”闪烁着自由的光芒，带领她冲破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婚姻枷锁。余永泽身上既忧郁又热烈的“五四气质”深深吸引着林，他的博学多才也曾让林道静仰慕不已。余永泽以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林道静的首位精神导师，打开了她人生的第一道曙光。 　　杨沫说：“大自然给了我第一次生命，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在《青春之歌》中也可如是说：大自然给了林道静第一次生命，余永泽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可是，无论是林道静本人或者后来的解读者，都无视了这当“涌泉相报”的意义。余永泽拯救了林道静的身体，却没能拯救她的灵魂。新时期小说中关于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讨论层出不穷，失却了这端而遥望那端，人性总是在徘徊中毕现、在挣扎中惊艳。然而在50年代，此论题本身就不成立。这种资产阶级式的庸人自扰在坚定的阶级性面前失去了存在的立场。在小说后半部分，林道静入狱，同她关在同一间牢房的有一个小女学生俞淑秀，因为对监狱生活的恐惧，常常不断地呼唤妈妈，在同牢房另一位共产党人林红及林道静等的影响下，小女学生开始认为“妈妈不是最亲的”，“妈妈养育了我的身体，但是你们——是党给了我灵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本能的母女之爱在革命的光环下也黯然失色，灵魂（信仰）完胜身体。杨沫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即使儿女之情，夫妻之爱，人间再猛烈的火焰山，在我的事业面前，都应是微不足道的尘埃”，这道出了“阶级重于亲（爱）情的无产阶级伦理关系实质。”所以，仅受身体拯救之恩的林道静“忘恩负义”却是“弃暗投明”的明智之举，再加上余永泽救起林道静也是含有私心，是看上她漂亮在先，那么自然也不值得林道静心怀感恩之情。 　　相爱后的余林二人，有过短暂的幸福甜蜜，直到他们住在一起。试看余永泽为林道静营造的家庭环境：“两间不大的中国式的公寓房间，收拾得很整洁。……温暖、淡雅，仿佛有了春天的气息。”余永泽关注这个小家庭的个体生存，自觉承担起家庭的供给责任。他对林的“温存和体贴，使她从小缺少爱抚的心灵感到了情感上的满足”。然而，林道静很快开始不安起来，对生活“阴惨灰暗”的感觉重新袭来。林道静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不光是对余永泽本人的失望，同时也是对繁琐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厌倦。“她的生活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海阔天空遥想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落下去”，而余永泽“成天总是吃啊、喝啊、孩子啊”。如同涓生嫌弃子君突然之间失去灵气一般，林道静对余永泽关注的具体而琐碎的生存俗事也毫无兴趣。于是，最平淡却也最常态的生活开始成为了革命的绊脚石，林道静及她所接触的革命者们都“坚决不迷恋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坚决地把日常生活送给了资产阶级。”正当林道静失望透顶之时，卢嘉川作为林道静的第二位精神导师出场了，他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徘徊在人生迷途中的林道静。最终林道静在激进自由的人生方向与“潇洒不羁”的情人的双重影响下，离开了沉迷于线装书的余永泽。 　　离开余永泽的林道静是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