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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和他《答谢民师书》 　　1.概述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六十五岁高龄的苏轼从流放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遇赦北归，他赋诗吟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表达了自己旷达的胸怀。也就在这一年北返途中，他看了谢民师的“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之后，写下了《答谢民师书》。谢民师，名举廉，江西新干县人，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中进士。当时谢民师在广州做官，曾拜谒苏轼。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苏轼在这封信中，主要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见解，尤其是对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文道并重的文学思想 　　苏轼主张文道并重。他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化，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 　　中国古代文艺论著中从本体论方面对文艺的本原的回答，最有代表性的是刘侣《文心雕龙·序志》所提出的文“本乎道”的观点。刘侣所言之“道”源出老庄，又以佛家般若圆通的思想方法融合《易传》及各家道论，并且直承魏晋玄学崇尚“自然”的传统，以“自然”为道。所谓文“本乎道”，实际上是说文本乎自然。这说的是文艺的本原问题，实际上又包含着对文艺本质问题的认识，即文艺要体现“道”，“道”是文艺的重要内容。苏轼对“道”的认识有不同于刘拓的地方，这可从苏轼对“道”的解释里看出来。但“文本于道”的观点对苏轼的创作风格无疑存在影响：他不仅以“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而且在评柳宗元《渔翁》诗时提出了“反常合道为趣”的美学命题。在苏轼看来，文艺作品由“道”和“文”两方面构成。这里的“道”，大致相当于今人所说的内容因素，表现为作品的思想性;这里的“文”，则大致相当于形式因素，体现为作品的艺术性。这“文”是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将书画作品的笔墨、线条等形式因素也包括进来了。 　　关于“文”“道”在作品中的地位、作用问题，苏轼以前的文人有比较一致的倾向，即重道轻文，即使是倡导文道统一的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也并未在理论上真正将“文”提高到与“道”并重的地位。他们深受道统论的影响，以发扬古道为己任，如韩愈提倡文章以“传道”为要务，柳宗原则主张文章的目的在“明道”，都流露出以“道”辖制“文”的倾向。何谓“道”?韩愈《原道》是当时的权威回答：“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世代相传的圣人之道。不可否认，古文家奉行这种道统思想，符合当时统治的需要，以韩、柳等人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作实绩亦有疗治魏晋南北朝以来衰颓文风的历史功效。因此，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其精神气度、文章业绩堪称万世师表。他把欧阳修亦推崇为传道的大儒，在《居士集叙》中称：“其学……袭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学……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食然尊之。”以上可资证明他对于韩、欧等人所言的“道”是有一定认同之意的。但此“道”并非苏轼的“道”：他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唐宋以来极力倡导的道统，对“道”作出了个人的富有生机的阐发。他当然也是主张文章要言“道”的，但这个“道”，不仅是社会之道，而且是自然物理，更是文艺创作之理，是规律的代名词。可以说，苏轼的“道”不是当时儒学末流死死抱住的封建伦理，亦不是韩欧等人的“圣人之道”，当然更不是宋代理学家那类“明心见性之学、天理人欲之辨”的玄谈。他并不承认文章只是传道的工具，这就是说，对于“文”，他并没有将它置于附庸、从属的地位，而是一反韩愈以来古文家偏重“道”的传统，着重探讨文艺的本质特征及其创作规律，指出文、道不偏废的理由，所以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再祭欧阳文忠会夫人文》）所谓“文与道俱”，表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重视“文”与“道”的相得益彰，即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因此，文艺就可以摆脱道统束缚，而不拘囿于图解所谓的“圣人之道”从与社会伦理直接关联走向与其间接关联的发展路径，获得独立的生长空间。简而言之，他对文道的看法，辩证地交代了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苏轼之所以对“道”的认识会迈出关键的一步，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在于他浸濡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之中，早年就在接受儒家教育之余受到了佛学的熏陶。纵览他的一生可以知道，他是宋代文人中遭际最为坎坷的，有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大起大落。这是苏轼接近佛老思想的重要诱因。《答秦太虚书》载，他学老庄佛学的目的在于“出人佛老以自退”，结交方士僧人可以“厚自养炼”。《答毕仲举书》亦云：“佛书亦尝看，一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他用三家思想来体会“道”，所以这个“道”突破了儒家的范围，但同时又没有佛老思想玄秘空无的色彩。《日喻》亦可以佐证这一点。其中他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致”即实践，这句话说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