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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与农民工互构农民工权益保障内在逻辑 　　摘　要：在特殊的制度与市场背景下，农民工与资本力量对比差距悬殊，农民工劳动权益必然出现缺失；农民工由此而生的表达行动及“民工荒”背景下的“用脚投票”，给地方政府和资本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促使后两者开始重视并改善其权益保障状况。从中可以发现农民工与国家、市场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它体现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内在逻辑，决定着农民工未来的权益保障状况。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上，政府应更为积极主动，企业也应加强自律。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市场；行动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035-04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日益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依法享有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各项劳动权益。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一直面临较严重的权益缺失，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些许好转，如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等。这引发我们思考：农民工权益为什么会严重缺失，又为什么会好转？农民工权益保障到底取决于哪些因素和什么样的因素运作机制？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内在逻辑？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下的权益缺失 　　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农民工权益缺失问题，是制度与市场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与工人相对的资本是本性贪婪、唯利是图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跨国资本更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力量对资本的贪婪本性加以制约，它将会无限度地疯狂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造成工人权益的严重受损，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西方国家在漫长的经济发展中，普遍形成了协调劳资关系的“工会—政府—雇主组织”三方制衡机制，工会和雇主组织分别代表劳资双方利益，政府则充当规则制定者和中立“裁判员”的角色，促进劳资双方进行法制化、程序化的集体谈判与协商，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中国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三方制衡机制，而是出现了资本与工人力量的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逐步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在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消费市场的吸引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由此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低，企业间竞争主要靠低劳动力成本取胜，跨国资本带着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而来，必然尽力压低中国工人主要是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作为社会公平和经济秩序的维持者，政府应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一方面维护资本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防止资本侵害工人合法权益，协调两者间的利益关系。然而，在较长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都偏向于资本一方的利益。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政府政绩考核更是以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这使得促进本地经济高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目标。为此，地方政府需要吸引大量的投资和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下，投资对地方政府而言就显得异常重要。这样，在处理劳资关系中，资本优先于工人、对资本侵犯工人权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过于”强调工人权益保护，必将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流动性的跨国资本就会以投资环境恶化为由，转投他处。 　　从农民工一方看，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资本完全可以通过“另选他人”，来惩罚那些在权益上提出“过高”要求的农民工，这就使得农民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下风。而且，农民工还严重缺乏正式组织资源，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工会，现有的企业工会也大多形同虚设，根本不能为农民工有效代言。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另外，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还使农民事实上成为国家“二等公民”，当农民进城后，由于户籍身份维持不变，享受不到市民待遇，他们便成为城市里的“二等居民”。这种低下的身份地位客观上也助长了资本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相对漠视。 　　二、制度化维权途径的低效或失灵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处理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在此基础上设置了一套协调和处理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机制，主要包括工会维权、劳动仲裁、司法解决、劳动信访等。理论上，当农民工面临权益侵害时，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制度化途径维权。但是，制度实践与制度文本间往往存在差距，在现实中，以上制度化维权机制普遍出现了低效或失灵的状况。 　　虽然中国《工会法》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事实上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