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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创新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公共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中西方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与发展。围绕着政府创新以提升治理绩效，从而实现善政与善治，成为中西方公共管理学关注的共同话题。本文从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的差异出发，考察当前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异同点，探究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困境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方政府创新 中美地方政府创新奖 善治 　　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基础比较 　　（一）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政治基础不同 　　我国的官僚体制与西方的官僚体制有着显著区别，我国政府实行的首长负责制以及任期制使得公务员系统的升迁、任免等都与其政绩挂钩，而这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由于任期有限，使得他们往往注重政府创新的形式而忽视政府创新的内涵，政府创新易产生“短视行为”而缺乏长期战略规划。一些有效的政府创新案例由于地方领导的调任而陷于僵局或被搁置不提，这一方面是由地方政府创新的干部驱动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当前政府管理的体制基础有关。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必须破除“政绩驱动”而导致的“美化效应”、“短视效应”和“自利效应”，从官僚控制的视角转变为公民和服务使用者的视角，推动各地地方政府创新，形成良好的竞争博弈格局以及学习示范效应。当然，从根本上而言则需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不失时机的在关键领域实现增量改革。 　　（二）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经济基础不同 　　美国繁荣的市场经济为美国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学术研究与创新实践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不仅如此，美国企业创新的有效经验为政府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美国涌现出一批成功的公司企业，他们在竞争中摸索出来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模式成为政府创新借鉴的素材。美国政府也重视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在政府创新中往往愿意采纳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精英企业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较多问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较低，难以产生卓有成效的???新经验，也无法充当政府的“智库”并提出真正切实有效的建议。 　　（三）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基础不同 　　深入考察可以发现，中美政治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了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例如我国政治文化中典型存在着如“潜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关系文化”等传统思想观念。政治文化中潜藏的“政绩文化观”和政绩评判的GDP导向，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创新也存在着浓厚的“GDP”导向，即注重创新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强调创新的效率而忽视创新的公平与正义。一些政府创新甚至沦为少数地方官员腐败以及升迁的工具，这不仅削弱了政府创新的效能，更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公信力危机。因此，警惕政府创新行为的“内卷化”和“创新异化”，促进政府创新的制度化建设，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创新需要重视的问题。反观美国政治文化则强调民主与法治，注重对于公民诉求的回应，强调自由与公平正义。美国政府坚持政府作为正义的捍卫者，政府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大众福利是判断政府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追求正义、提升公民福祉的政府创新宗旨构成了美国政府创新的文化基础。 　　（四）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社会基础不同 　　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政府善治起着关键性作用，无论是民主治理还是多中心治理或网络治理都强调多元参与和多元互动，而公民社会的建设则是其中的重要力量。通过“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案例研究也可以发现，社会发育健全的省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更多。我国政府创新往往都是政府自身的创新设计与探索，关起门来制定创新实施方案是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普遍做法。尽管，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中也不乏例如浙江省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成功经验，但这样的案例还较少，且成功的经验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只是少数地区的试点与探索。这就要求政府创新加强“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互动，将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创新个案加以推广与制度化。正如俞可平所言，一些好的地方政府创新需要上升为国家制度。 　　（五）中美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基础不同 　　美国地方政府创新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和制度基础上的。法治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政治活动都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开展的。美国社会具有良好的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传统，一部200多年前制定的宪法至今仍然是美国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石。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对政府管理的要求较高，他们往往以“主人”的态度要求政府改善经济社会管理，及时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有效抑制了政府的腐败与寻租行为，对政府创新的制度化建设也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地方创新行为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而无法制度化，这使得很多有效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得不到推广，甚至出现“人息政亡”的状况，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