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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视阈下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已经把公平正义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体现，并将之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公平正义的视角，分析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创新战略，即在厘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利用财政手段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关键词：公平正义 公共服务均等化 有效供给 　　 　　公平正义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原则。自古以来，人们都是用公平、正义、公正、正道等道德要求来解释政治的。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此处所说的“正”，就是指正道、正义、公正。现代政治学家罗尔斯（1988）指出：“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当前，我国已经把公平正义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体现，并将之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如此，公平正义作为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题，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标准，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亦是促进公平正义的关键（H.G Frederickson，2010）。因此，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公共服务需求也日益见涨，政府要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和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日益增多。但由于我国基础性公共服务良性机制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充分、不稳定，缺乏制度化保障，基层政府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弱。以教育为例。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上升，但仍未实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的4%的水平。2003年以来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又开始走低。2004年教育实际支出只占本年度财政总支出的1%（贺大为，2006）。由于政府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不适当地推行教育产业化，使得居民家庭在基础教育领域负担过重。 　　不仅如此，现阶段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顺序与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扭曲。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或没有提供，或没有按照要求的水准提供；应该优先提供的未优先提供，可提供可不提供的优先提供较多。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时重视财政收入、基础建设等显性指标，忽视科教文卫、治安、消防等难以具体衡量的隐性指标。为了政绩，地方官员将主要的精力和财力花费在地方财政的创收和开发区、城市广场等形象工程的建设上，而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相对不足，倾注的精力相应较小。仅对上级负责，放弃地方民众的意愿和利益的做法，使得地方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与其初衷相违背，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民需求之间出现了偏差。 　　（二）公共服务的均等性不足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中长期实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偏向型的非均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政府承担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义务不多，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地区间不均衡、城乡间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偏低，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据统计，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娱乐费用支出是农村居民的8.4倍，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电脑数是农村居民的6.3倍；农村和社区卫生发展缓慢，基础卫生服务能力有限，农村卫生环境有待进一步改进，如目前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达到63.1%，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仅77.6% 。而在相近或相同的区域空间，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公共服务也显示出非均衡、非公平走向，如同一个地级市内的城市与乡村，或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可见，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程度较大，尤其是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由于“缺少获得服务的机会和支付能力”，往往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所带来的益处，公共服务供给失效。 　　（三）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者单一 　　由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践模式，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和监督者。大多公共服务都是政府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多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选择、价格信息传递渠道和评价机制；供给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