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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草原生态法律制度中的特殊原则研究 　　费孝通先生早在60年前就曾说过：”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有关草原生态的法律在施行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着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结果保护草原的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比如，过于细碎的草场围封划分导致牲畜体质下降，而这又反过来造成牧草坚韧度降低，从而导致了草原沙化问题的产生。又如，施行捕杀草原狼的法令造成啮齿目动物数量大增，进而使草场被毁坏而导致冬荒事故。如果我们曾经能认真细致地研究古代草原生态立法，有些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即我们需要对草原立法所奉行的一些特殊的原则保持足够的尊重。可见，探究这些特殊原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草原立法的高超智慧，避免或减少以后草原生态立法”水土不服”状况的出现。 　　1随惩随奖原则 　　古代草原立法非常注重利用草原牧民的相互监督以防止毁坏生态事件的发生，这其中最成熟而为历代法典所遵从的当属随惩随奖制度。随惩随奖可能开始时只局限于保护野生动物时使用，如《元典章》规定[2]:”天鹅、仙鹤、鸦、鹊休打捕者。私下卖的，不拣谁，拿住呵，卖的人底媳妇、孩儿每，便与拿住的人者。”这意思是说，不准以任何形式私自买卖天鹅、仙鹤、鸦、鹊，一经查实，卖者的妻子、儿女将判为举报者所有。但至迟在北元中期时，这一原则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防止草原荒火上面，如《喀尔喀七旗法典》[3]第58条即规定：”失放草原荒火者，罚一五。发现者，吃一五”,即罚没的”一五”牲畜（包含一匹马、一头牛、三只羊）将全数奖给举报荒火者。显然，随惩随奖的办法对于防火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其后的《卫拉特法典》[4]不仅延续了前代法典的做法，而且在以往法典的基础上做出了更细密的规定，其第60条规定：”如有人灭掉已迁出的鄂托克之火，（向遗火人）要一只绵羊。从草原荒火或水中为救助别人而失去，以驼为首要一九。骑乘死亡，以一别尔克顶立。（救出）孛斡勒、头盔、铠甲等三种，则要一匹马。如救出甲士（及其）铠甲，则要一匹马、一只绵羊。如救出帐篷及物品，则要一匹马、一头牛分而吃之。从草原荒火中救出几群牲畜，群数多要二群，群数少要一群，要根据不同季节决定分取。”这里所制定的对于扑灭草原荒火的人和救助困于火中人畜的人的奖励法规，有的条目甚至已经比当代法规更为细致。 　　最晚到清代时，随惩随奖的法规已经几乎被施行于所有生态保护方面，《喀尔喀律令》[5]第136条规定：禁杀无病之马，谁举报杀马者，即剥夺捕杀者马匹奖赏举报人。第181条规定：知道是在骗饮马匹而开玩笑把水弄脏的，罚四岁马一匹、牛两头，并给看见的证人一头牛。第184条规定：放火之人如果自己灭了火，罚一头牛；谁人证明，从罚畜中给证人一头牛，剩余四只分给灭火之人。第189条规定：从库伦所在地起，北边依次从色楞格河远及阿鲁托勒比、纳木达巴、纳林鄂尔浑及青达噶塔因达巴、实巴噶塔因奇喇、桑衰达巴、楚勒和尔诸墓以上各地附近之兽不得捕杀，捕杀者按旧法典处置；每月之初八、十五、十八、二十五、三十概不得宰杀牲畜，若有违犯宰杀者，见者即可夺取其宰杀之畜收归己有，并至法庭作证；不得杀死健康（无病、未残废、无残疾）之马及鹅、蛇、蛙、海番鸭（婆罗门鸭）、野山羊羔、百灵鸟及狗，若有杀死者，见者可夺取其一马。成熟法令的效用特征之一，即是其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随惩随奖原则无疑可以构成一个这样的范本。这至少可以传达给我们这样一条信息：草原立法应该坚持经验型原则。不难看出，随惩随奖原则虽然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最初成文的年代其适用范围、奖惩原则等都规定得比较简阔，但真正有生命力的生态法规必然会在延续前代法典的做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其对情境的设定逐渐详尽，对奖惩的规定逐渐趋于细化。 　　这说明，经验型生态保护法规会一直走向成熟，今天我们所应做的是对其保持真正的尊重，并应该沿用与发展这些经验保护好草原及其生态环境，使草原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的过程。 　　2教喻感化原则 　　古代草原生态法虽然普遍量刑极重，但刑杀却从来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在草原随处都使用的地方法规中保留了大量以感化为目标的规定。青海帕竹地方的朗氏家族，每年都要散发其族长的《教谕书》，要求”在我们全部土地和势力范围内，每年要保证栽种二十万株柳树，要委派守林人验收和保护。人人要管好无穷无尽的宝藏发菩提心和植树。由于所有地方和沟谷林木疏落，所以划分耕地要根据时令季节，不要拔除树根，要用锋利的镰刀和工具划界，划界后要植树”[6].《教谕书》实际带有明确的地方法规性质，具有强迫性，因此植树护树成为朗氏家族年深日久的任务，极少有人违反。 　　感化敎喻的实行，与草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