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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蔡子強　28.1.2010 明報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媒體工作者便感言：「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工作者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尢其是電子媒體，總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說這是傳媒的規律，「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過去兩三個月，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月8日，財委會第2次開會討論高鐵的撥款。1月5日，即是會議前3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敝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月15日，財委會第3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月12、13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況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的responsive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 而1月7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著大堆資料，「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著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 machine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遊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