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思想的传承与演进.docVIP

【原文出处】毛泽东思想研究【原刊地名】成都【原刊期号】200203【原刊页号】94～96【分 类 号】A3【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复印期号】200210【 标 题】从防止“贵族阶层”到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三代领导人思想的传承与演进【 作 者】李勇华【作者简介】李勇华，浙江林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浙江 临安 311300【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发出防止“贵族阶层”的告诫，并从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上作了有益的探索。80年代初，邓小平对此作了新的审视，在深刻解剖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止贵族化的新思想。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前两者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新观点和新思路。【摘 要 题】社会阶层理论【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官僚主义/贵族阶层/既得利益集团【 正 文】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告诫：“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的讲话中发出警告：“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2]这两个概念：“贵族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虽然不同的时空背景赋予了它们一些不同的内涵，但是，两者有其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基本的一致性。　　 （一）　　毛泽东“贵族阶层”的概念，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导出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在毛泽东那里，官僚主义是一个涵盖面较广的名词，它不仅指的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和敷衍塞责的领导作风，而且也包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权谋私，直至贪赃枉法的行为倾向。故尔，毛泽东是从反对官僚主义入手来防止“贵族阶层”的。　　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防止执掌政权后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对党内的官僚化、贵族化倾向高度重视，并穷追猛打、奋战不懈。建国头四年，就先后四次组织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党内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4]。这一时期，毛泽东比较着重于思想教育和党内作风建设。1956年前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从领导作风和方法转向领导和管理制度，特别是指向“一五”工业化实施后逐渐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的管理制度。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错误、波匈接连发生的群众闹事和匈牙利政权险些被推翻、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就发生了群众闹事，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和思索。八届二中全会上，刚从苏东处理波匈事件回来的刘少奇提出的警惕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不然“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要改革领导和管理体制，并进行反官僚主义的制度建设。他提出要向地方和企业下放权力，要精简机构；并倡导建立了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调查制度，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领导干部与群众“三同”制度，取消了干部在商品供应和生活上的特权制度，制定了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制度等。这些都对抑制官僚主义的滋长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不幸的是到了60年代中期后，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结合在一起，从一般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和管理上的等级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视作官僚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蜕化的土壤，认为党内已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欲用“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形成了极端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发生。　　 （二）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决摒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论”。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6]他认为，我国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制度“病根”：一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二是党政机构和其它领导机构长期以来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三是长期以来缺少干部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的制度；四是由此带来的机构臃肿，层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