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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私有化效率问题探讨 有关私有化效率问题探讨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内容提要：本文对始自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的私有化浪潮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本文认为，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私有化浪潮，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虽然在总体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盈利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即使能够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也不能说私有化是可取的。关键词：私有化/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指国有资产向私有资产的转制。《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将反映这个领域的经验、思路及争议等论文结集出版。尤其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主政以来，私有制及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比公有制更优越的传统理念得以发扬光大，因为私有制企业运作得更有效率，腐败的机会较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敦促各国尽快并尽可能地推行私有化。私有化不仅成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各国申请受援的前提条件。过去15年的历程给脱缰野马般的私有化热情投去了苍白的一瞥。一如《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的论文所示，一种新的、更注重实际的共识正在形成。这种新的共识与经济学家常规表述的“两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编者注）态势更加吻合。有些私有化获得了成功，但也有一些却铩羽而归，令人沮丧。而在公有制中，有的企业好得出奇，有的却一团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私有化何时才能获得成功？我们怎样做才能提高私有化成功的概率？也许，任何一个讨论主题都不会像私有化这样能激发双方的热情。私有化过程被滥用，很多国家的少数人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而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才几年工夫，俄罗斯成为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基尼系数的恶化程度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无二致。据估算，约有1.5万亿美元的资产被侵吞。一面是：在世界最时髦的旅游胜地常能听到俄罗斯富豪的欢声笑语。而另一面是：工薪阶层正日益地变得不名一文；教育制度曾一度全球领先，可现在却江河日下；国民经济与日衰退；人均期望寿命日渐缩短，而其他地区（除有些非洲国家因感染艾滋病之外）的人却益寿延年。① 我曾经在别处解释过，为什么说这些结果当在预料之中。[5][96]对国有企业（SOE）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腐败是元凶，就是说，负责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并没有为他们的服务对象（即公众）谋利益。这是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例证。然而，私有化过程本身的委托—代理问题却更为严重。不仅利润流（租）有风险，而且这些租的折现值风险更大。结果是挥霍滥用更富有刺激性。此外，在管理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挥霍滥用的程度是可能被监督和控制的（例如设定基数），而且监控的方式也很多。不过经验表明，在私有化过程中要调控滥用行为却显得更为困难。标准的校正方法一直将重点集中在拍卖过程上，但俄罗斯等国家的经验显示，凭借制定规则（如竞标资质），拍卖被人为操纵的空间是十分巨大的。在管制和反垄断体系还未付诸实施前就对垄断企业（尤其是自然垄断企业）进行私有化，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个缘由。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势，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由于设计粗糙，墨西哥电信业的垄断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曾使世界首富群体增加了一名新贵。同时电信价格却居高不下，是印度的若干倍，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并无助益。私有化招致批评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国有企业也一样。多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给政府增加负担，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于教育或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腐败行为司空见惯。即使是国有化的倡导者，如希腊首相——一个社会主义者——安德烈·帕潘德里欧（AndreaPapandreou），也谈到了国有企业社会化问题的挑战，②认为国有企业应当与全社会的目标保持一致，而不应当只为管理者和工人谋利益。恰恰是挥霍滥用激活了私有化的进程，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是，即使在国有企业持续高效运营时，私有化的推动工作也一直在进行。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照样敦促韩国将其私有化。美国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项目的交易费用比任何一家私有企业都低很多，可共和党还是要将其私有化。[7]欧洲也不例外，如法国的国营电气公司就面临着私有化的压力，尽管其私有化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成本不会降低，质量（可靠性）也难以提高。头脑单纯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私有化的动因之一。这些意识形态偏见既无理论根基，又缺乏经验数据支持；而将这些偏见抖出来，恰是哥伦比亚大学政策自发 对话体（IPD）的目的之一。推动私有化的另一个动因是特殊利益（贪婪）——私有化能为一小撮人创造一笔极大的财富。美国金融市场曾作过预测，运作几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险基金项目，赚取的佣金极为可观。交易费用上升，养老金持有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华尔街却赚了。经济理论傻瓜式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