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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英国与中国舟山的贸易研究 　　一、前言 　　清朝前期，主要指 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颁布“展海令”至 1756 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的这段时期。当时，舟山由于独特的地域优势，受到了当时世界顶尖强国之一--英国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中英贸易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由于两个国家制度不同和文明差异，英国人以贸易方式获得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舟山也失去一次对外开放的机会。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段英国与舟山贸易历史的研究主要有：胡永久《康熙、乾隆年间出入舟山的英国商船考略》（2012）、陈君静《略论清代前期宁波口岸的中英贸易》（2002）、贝逸文《定海“红毛馆”与十八世纪舟山对外贸易》（1999）；美国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991）、日本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1986）、英国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61）。以上这些论文、着作保留了一些英国人在舟山活动的史料，提供了英国对舟山贸易的重要资料，但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没有揭示舟山在 18 世纪中英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成果及新发现的涉及舟山档案文献资料的解读，重点记叙这一时期舟山港成为中西交往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反映舟山在英国人眼中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 　　二、英国与舟山的最初贸易往来 　　从 16 世纪开始，英国相继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爆发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战争。1588 年，英国一举击溃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17 世纪又在与荷兰的多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基本奠定了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 　　英国人很早就想和中国这个富有的东方大国进行贸易，但直至 17 世纪中期英国才开始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接触。1637 年 6 月（明崇祯十年），英王查理一世在给率领首次来中国由 5 艘船组成的威得尔（John Weddell）船队委令中说，进入中国海域时，“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英）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1] 　　在获得命令之后，英国人在中国海域内航行时，选取合适的占领岛屿，而舟山群岛就是英国人看中的岛屿之一。威得尔船队经印度果阿中转，然后到达了中国的澳门。8 月，英国船队要求进入广州城贸易，但遭到拒绝。9 月，英国船队强行进入广州城，购买一批中国商品后离开。广州政府随后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2] 　　英国人第一次进入中国通商贸易表现出的强迫性，当然使明政府无法容忍，因此，威得尔欲北上舟山自然无法成行。 　　清初，朝廷为了对付郑成功等沿海抗清势力，下令禁海。从 1655 年（清顺治十三年）至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了五次“禁海令”。直到清朝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后，才于 1684 年下令开海禁。同时，放开沿海贸易，准许沿海船只出海贸易。1685 年，清政府取消市舶司制度，设立粤海关（驻广州）、闽海关（驻厦门）、浙海关（驻宁波）、江海关（驻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等 4 个海关，海关正式成为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其中，浙海关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浙江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征收往来商船的税款。当时，外国商船常常在舟山定海停泊，而浙海关的驻地设在宁波府城，这就使双方开展贸易非常不便。依照规定，外商在宁波贸易还要经过一个十分繁杂的程序，商船抵达定海后，需要前往宁波报税、给票，两地相距 140余里，而且蛟门水急礁多，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的热情。 　　基于上述原因，1694 年，浙海关监督常在向朝廷上了一道迁移浙海关的关址到定海的奏折。常在的奏折说：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出入镇海口，往还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涉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岁可增银万余两。[3]330设关之初，浙海关年税额为 3 万余两白银，“岁可增银万余两”，也就是说，可增税银三分之一。 　　但朝廷认为，一旦定海设关后，外商会就近在定海贸易，影响宁波商业、店铺的经营，其利润无法正常维持；朝廷一贯“重农固本”，而定海平素以“渔、盐之利”纳缴利税，是为正税，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会使当地百姓弃渔盐而就“末商”，最终必导致农本不稳、正税收缴困难。 　　1696 年，浙海关监督李雯再次奏请，将海关迁移至甬江河口的镇海，并且也像福建和广东那样建设一座“红毛馆”，如果能够这样做，外国商船听到此种消息，将会大批来航，但是结果仍未成功。 　　1698 年（清康熙三十七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再一次提出迁关到定海，因其“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