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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关系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精神，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有方法论的启示，应该承认其与马克思理论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着时空间隔，本文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作一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相互关系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及其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有中国科学院徐崇温研究员从国外引进的，在中国理论界第一次出现1982年徐崇温所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书中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出现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主要表现在‘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研究热潮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时至今日，已成为理论界的一股强势洪流。学术界敞开怀抱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解释和理由：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多样化的解释与实践过程。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彰显其洞察世界、透视历史、指导现实的价值意义。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与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以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依赖于苏联的解释模式，目的论和线性思维，绝对化、教条化的叙述模式，这些缺陷严重缠绕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经典文本是问题性的存在，其中歧义丛生，充满内在张力。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在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前提下，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中而出现的。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真实精神偏离的和违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已经说明这种教条理解方式的失败；而批判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些条件和因素构成中国研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 　　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的研究过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零散的研究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还夹杂着批评的倾向，将其指责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了系统介绍与深入剖析阶段，其特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对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均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进入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的时代，其特点，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流派进行全方位的深化研究，从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到阿尔都塞，以至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等等，都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不在中国学者的视野内被研读、过滤。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在认识上得到提升，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解释，把其视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跳板和中介。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局限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有启发意义。其一，对于我们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症候式解读方法等，启发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历史处境角度把握马克思，由此促使马克思主义内容更加丰富，更能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价值。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良莠不齐，但总体上应该视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探索，决不能因为其观点的参差不齐而武断地否定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善于以对现实的敏锐，从资本主义上现代性问题中揭露出矛盾和弊病，并将其展开为对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合理性、文化形态问题和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探索。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防范和规避现代化的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就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前提，即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角度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关系。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有意识地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并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成果。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确实击中了西方社会的要害，但在批判技术理性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