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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三级社会传播模式 　　【摘要】韩非子的传播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的主要依据。为了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子构建了一个三级传播模式，这一模式由“法术之士―国君”、“国君―臣子”、“官吏―民众”这三个自上而下的层次构成，以君主集权为核心，用“法”、“术”、“势”加以严密控制，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关键词】韩非子；一元化；社会传播体系；三个层次 　　 　　在春秋战国这个中国文明的重要调整期，先秦诸子各个学派的传播活动非常活跃，然而就传播理论而言，最为成熟的当属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韩非子的传播思想与其整体学术思想相辅相成，是为其鼓吹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他的传播思想的主旨是建立一个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传播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冷酷而又理智地精心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以“法”、“术”、“势”严密控制的三级社会传播模式。这一模式由三个层次构成，分别是“法术之士―国君”、“国君―臣子”、“官吏―民众”。这个传播模式被当时的秦国采纳并付诸实践，在帮助秦国加强君主集权、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实施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统一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这一传播模式随之被制度化，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和相应的传播模式。因此，韩非子的三级传播模式可称为中国古代一元化社会传播体制的蓝本。 　　第一个传播层次：法术之士―国君 　　在这个传播层次上，韩非子认为必须以受众为中心，运用各种说服的技巧，使国君接受法术之士所传播的法家政治思想。 　　韩非子所谓的“法术之士”是指那些有经世治国的才能和抱负、能够使国家富强的法家人物。在先秦诸子中，法家的主张是最为新颖和进步的，他们所倡导的君主集权和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符合了时代变革和社会制度重建的需要，所以法家之学能够见用于时，并以之取天下绝非偶然。但是法术之士要想推行其政治主张也并非易事。尽管法术之士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与国家的公利相一致的，有利于君主位尊??安，但是由于国君自身的弱点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法术之士”往往不能为君主起用或信任。秦孝公任用商鞅、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国家日渐强盛，但是商、吴二人却最终惨遭杀害。由此可见，“法术之士―国君”这个层次的传播有一定难度而且风险很大。在这个层次的传播中，因为受者是操纵生杀大权且喜怒无常的国君，作为传播者的法术之士在传播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所以整个传播过程必须完全以国君为中心，善于把握国君的心理并掌握高超的游说技巧，这样才能说服国君接受自己的建言，同时免除杀身之祸。 　　关于说服的技巧，韩非子在《说难》篇中归纳如下：第一，“知所说之心，以吾说当之”。游说之前，必须要研究透彻国君的好恶，以国君的爱好或看重的东西去迎合和打动他，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初见秦孝公时，先说以帝王之道，秦孝公直打瞌睡，继说以霸道，秦孝公渐渐感兴趣，最后说以“强国之术”，便立即采用了。“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第二，交情不深不能说尽心中的话。“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这是强调传者要逐步建立起与受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不能在互相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建言，否则容易引起猜忌，不但建议不被采纳，反而会招致祸患。第三，“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这是说要懂得粉饰君主自鸣得意的地方而掩盖他所认为耻辱和避讳的地方，要时时突出君主的高明而不是表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取悦于君主，得到他的信任和亲近，方才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口才，最后达到传播“法术”的目的。 　　在这个传播层面上，韩非子处处强调要以受众为中心，从受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积极把握受众的反馈信息，并时时照顾到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不仅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也堪称传播史上最早的“受众中心论”[1]。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韩非子所传播的政治主张因为符合受众的现实需要而得到认同和采纳，他对受众的心理的迎合加强了传播的效果。美国心理学家多温?卡特赖特创立的卡特赖特模式同样证明：只有符合受众本身的已有的认知结构和目标时，才有可能说服受众采纳传者的建议。[2]从这一点来说，韩非子的传播理念是超卓的，只可惜这一理念仅限于游说国君这个传播层面上，而没有应用于整个社会的传播模式，这是韩非子的局限所在。 　　第二个传播层次：国君―臣子 　　在这个传播层次上，二者关系的实质是交易和博弈，国君作为传者虽然占有“势”的先机，但是却要时时用“术”和“法”来协调国家机器运行中的信息交流与控制的过程。 　　这个层次的传播其实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信息传播和利益调节，但是由于君臣利害不同，冲突时有发生。儒家主张用礼义忠信来调节君臣矛盾，这是建立在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