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艳 江城好医生“上医之境”.docVIP

王争艳 江城好医生“上医之境” 　　在大家普遍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今天，王争艳用一张张便宜、合理的处方，堆积起一种大爱与温暖。面对众人的感动，王争艳却觉得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医学院的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要对症下药。而她，只是执行医疗原则而已。 　　25年上班时间的每一天，王争艳都这样度过：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讲述病情、问诊、开药，直到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很琐碎，但是她从来没有怨言。而她给病人开的药可能更为琐碎，有的只几毛钱，几十块钱的已经算是“高价”了，为此，已是满头白发、为病人省了一辈子钱的她，在即将退休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百姓给她的荣誉――“我心目中的好医生”。 　　 　　探寻上医之境 　　 　　　1980年，王争艳考入同济医科大学。大学生活在她心中留下的最难忘的一课，是一代高医裘法祖在大课上说的一句话：“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 　　在王争艳的成长历程中，每天所见，都是随军南下的军医父亲和在医院做护士的母亲对病人的一片热忱。她回忆：“在手术室工作的母亲手臂上常有针眼，因为是O型血，每逢手术缺血，母亲便会挽起袖子献血。”王争艳的父亲常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句话她一直记着。 　　30岁那年，王争艳在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武汉铁路医院）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当她终于成为一名医生，面对一个个病人时，“上医之境”成为她一生行医所努力探寻的境界。 　　王争艳始终谨记着教科书上所说的“视、触、叩、听”诊断原则，而她也练就了一手硬功夫，她那双比一般妇女都粗粝得多的大手，不仅能够诊断出很多病人的病根，还能为他们的内心带去无法抹去的温暖。 　　市民刘玉芬的丈夫王荣华患有一种罕见的病，叫“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理论上要长期住院才能保住性命。1998年，41岁的王荣华第一次见到王争艳，王争艳说：“小伙子，你不像个病人啊。”内向的王荣华笑了。王争艳说：“这病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再不能抽烟了。”听说家里还有药，王争艳连一张处方笺都没撕。私下里，王争艳跟刘玉芬交代，让亲朋好友都多鼓励他。 　　从那以后，王荣华每次去看病都高高兴兴的。王荣华家里承担不起昂贵的住院费，王争艳仔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和饮食起居等状况后，建议他回家治疗，她来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在家里出现什么状况，刘玉芬可以随时跟王争艳打电话。在王争艳的努力下，这十多年来他们用很有限的费用，维持了一个罕见疾病患者的生命。 　　翻开王争艳的处方，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生命的温度。她的处方不仅写在处方笺上，还写在患者的药盒子上，社区医院老年患者多，眼神不太好，她怕他们看不清用量，就经常再在盒子外面用大字写一遍用量，方便他们掌握用量。 　　 　　对症下药，能省则省 　　 　　很多采访王争艳的记者，都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25年来坚持开便宜药、开小处方？ 　　每当面对这样的疑问，她总是很错愕：“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记者都问‘为什么’？如果一定要说出个‘为什么’，我只能说，这么做是正常的，因为医学院的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要对症下药，我只是执行医疗原则而已。” 　　有关部门抽查了她2008年和2009年开出的处方，平均处方值仅55元，其中最小的处方值只有0.27元。2009年，她的处方值比武汉市同期平均处方值整整便宜100元。有的患者在别的医院动辄就得开上千元的药，到了王争艳这里，百十元的药效果还很好，不少人夸“王医生是神医”。 　　“我其实没什么神的，降低处方值，每个医生都能做到。”王争艳说，“任何一种病，都有可开可不开的药，都有高中低价位不等的药，就看医生一支笔。”她手中的这支笔，见证的是她 “开贵药，我下不了手。”王争艳所在的医院服务着辖区内50万居民，居民平均收入在千元左右，动辄上百元的药费，会让患者本来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紧巴。 　　王争艳知道，自己怎么过日子，病人也是怎么过日子的。25年来，最初的不忍逐渐成为习惯，她的处方就像海绵里的水，越挤越干。 　　不过，王争艳也不是一味追求处方的“小”。其实，她对于处方的要求是：能省则省。但是必须用贵药的也得用，只要对症下药，她心里就是踏实的。“不少老年患者全身都是病，得同时服用五六种药，有时还必需用一两种贵药，处方自然降不下来；有的患者病情较重，往上级医院转诊，费用自然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按医疗原则因病施治，从没有刻意想到处方的大与小，所以几角钱的处方也有，上百元的处方一样用。”王争艳坦然地说。不论药价贵贱，医生的心思在没在病人身上，患者心里最明白。 　　王争艳很容易过上另一种日子――多开贵药，多挣钱。如果那样的话，她也不至于直到儿子长到22岁，读了大学还睡在小阁楼里，三口人二十多年一直住不到50平米的小屋。可是如果那样的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