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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职业精神具象化特征 　　新闻职业精神，简单地说，就是新闻工作者为了履行自己的职业使命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所拥有并展示的一种敬业精神，一种勤业态度。①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价值形态。它包括对新闻传媒业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的认识与理解，也包括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情感、职业作风的认识和理解。② 　　那么，这些新闻职业精神的不同侧面，反映在新闻工作实践中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就是说，新闻采编工作中的哪些具体行为属于新闻职业精神的具象化特征呢？ 　　一是负责任的精神，即新闻工作者所要保持的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服务社会公众的光荣任务。牢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责任，就能够较好地解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新闻报道“为了谁”、“为了什么”的问题就不会含糊。在曾经受到广泛关注的广西南丹“７?１７”特大矿难的调查中，《人民日报》记者累计投入２０多人次，耗费１００多个工作日，甚至不得不采用“武装保驾护航”的方式进行调查采访。终于揭开了矿难黑幕，使事故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下，相关的责任人被依法查处。南丹“７?１７”特大矿难事故，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出来的重大安全事故。③可以说，参与调查采访的记者是用具体行动，实践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出党报记者所应具备的党性原则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是对良知的追求，即新闻工作者为探求事实真相，匡扶社会正义而永不磨灭，不可动摇的精神力量。 　　１９４０年秋，范长江应邹韬奋之邀，写了《怎样做记者》一文。他把“要有操守，既不为金钱、利益、美女诱惑，又不为诽谤、诬蔑、威胁所吓倒，要能坚持真理”作为新闻记者从业的重要原则。今天，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记者在采访活动中面临的诱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在诱惑面前，能否保???探求事实真相的锐气，能否拥有匡扶社会正义的追求和良知，是衡量一个新闻工作者有无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标志。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能不让我们为此而忧心和震惊。在山西繁峙的那次矿难中，当一些记者收下采访单位奉上的现金和金元宝之后，就对多名矿工死亡、煤矿主焚尸灭迹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报道事实真相的责任轻轻抛弃。同样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还有的记者甚至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用手中的笔和摄像机镜头为收买者树碑立传，评功摆好。更直接扭曲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良心和是非标准。如在沈阳慕马案中，一个全国性大报驻辽宁记者站的记者冯奎，在接受马向东妻子送上的２．９万元现金后，就接连写了两篇内容严重失实的内参，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对马向东案件的查处。④而与这些新闻界的败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两名记者在采访某乡修建宫殿式办公楼时，乡长曾先后两次送来５万元，“表示点意思”，都遭到了记者严辞拒绝。⑤同样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不同的记者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两者的差距在哪里？我想，除了法律意识方面的差距外，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新闻职业精神中职业良知的不同认知和不同追求。见利忘义，自然是职业精神缺失的反映；面对金钱美色不为所动，牢牢坚守思想防线，才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崇高职业精神的体现。 　　三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即新闻工作者敢闯敢干，不惜牺牲的献身精神。 　　新闻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行业，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职业，有时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距离战场不够近。”这句在西方新闻界流传已久的名言，无疑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记者职业对勇气和牺牲精神的需求。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１９４０年８月８日，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站在一间普通居民的屋顶上，用惯常的语调告诉等候在收音机前的千万观众说：“你好，这里是伦敦，我现在正站在楼顶上巡视着伦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争进行现场直播。爱德华?默罗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创造力，为新闻行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就连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也常常守在收音机旁准时收听“这里是伦敦”的现场报道。 　　在当代中国新闻界，每当党和人民的新闻宣传工作需要时，新闻媒体的从业者都会和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论是在１９９８年抗洪抢险的长江大堤上，还是在抗击非典的伟大战役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都交出了一份又一份合格的答卷。２００３年４月，当逐渐严重的非典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非”色变时，为了揭示事实真相，安定人心，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记者王志和摄制组的同事们在紧急关头赶赴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广州。４月１５日，为了记录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王志成为第一个走进“非典重症监护室（ＩＣＵ）”的记者。在进入重症室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