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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立法必要性研究 　　我国新闻立法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会议、五届政协会议期间，就有代表和委员提交新闻立法的提案：1984年，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新闻立法工作开始启动；1989年2月，当时主持《新闻法》起草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正式向新闻界宣布，万众瞩目的新闻法的“正式草案”，将力争于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党组向中央提出的八届人大期间(1992年～1997年)的立法规划中就有新闻法、出版法，这个规划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1994年)；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一份由广东代表提出、32位代表附议的提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份提案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1998年12月初，李鹏委员长在会见德国《商报》记者时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5]11号)和中宣部《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中宣发[2005]16号)，是两个重要的指导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各省也颁布了类似规定。1997年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4年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4的年《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2004年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5年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2005年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实际上也是我国广义的“新闻法”，正是通过这些法律法规，我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包括广播电视)从业特许制度和审查制度。 　　2007年4月以来，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界的特别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是与新闻媒体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利有关的法律性文件。2007年4月24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同年6月24日，《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读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此前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以及“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规定。 　　 　　新闻立法的??要性 　　 　　一是加强新闻监督立法是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环节，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言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包括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各种世界人权公约无不加以强调，各国宪法无不加以保障。我国宪法明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水平的主要标尺。言论自由是一切智慧的乳母。使得各种各样的思想得以碰撞、交流、比较、融合。使蕴藏在社会成员中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得以开发和利用，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的进步。媒体是言论自由的组织者和集中者，保障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保障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二是新闻自由的充分保障有利于克服腐败现象，使腐败行为和不良行为得到收敛。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大问题。腐败一方面使得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有可能使党走向自我毁灭。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但为什么腐败现象并没有很好地消除呢。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还愈演愈烈呢?关键是缺少监督。新闻监督对于反腐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闻监督成本低、反应快、力度较大。它使一切不良现象得以公开，腐败分子无处遁藏，腐败行为得到收敛。山西长治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有必要教育全体干部，在全体干部中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意识。让各级干部认识到，接受媒体的评论与批评应当是家常便饭，不能一看到批评就怒发冲冠。没有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是没有资格从政的。所有的干部都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 　　三是新闻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必然。“依法治国”方略早已写入党的政策方针和国家法律当中，是国家和全民的意志。对新闻传媒行业的管理也当纳入法治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对新闻传媒的管理依然靠党政部门的指示办事，事实上已经日显其捉襟见肘的局限，也与依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对新闻传媒必须进行依法管理，其前提是有法可依。 　　四是我国新闻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必须要有系统全面的法律来为其保驾护航。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无须赘言。与此相关的复杂的利益纠缠的关系调整，及其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调整，都急需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平衡和保障。 　　五是新闻立法有利保障新闻传媒的基本权利，保障其舆论监督权利的顺利实现。现实可见，新闻媒体的权利往往难获制度性的保障，尤其是其舆论监督的权利经常遭遇权力的非正常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