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我国传媒业“挤出效应”.docVIP

外资进入我国传媒业“挤出效应” 　　回眸我国传媒业的对外开放之路，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历程： 　　试探期（1980～1990年）。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国外科技类期刊网开一面，批准数家以合资形式出现的出版公司。当时，合资不是主流，中外双方主要以单项合作的形式运营，如美国Ziff Davis集团，通过版权合作的形式创办杂志。1988年，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推出《世界时装之苑――ELLE》，其后拓展到时尚、体育、健康、汽车等杂志出版领域。这期间，外资对中国的市场和政策不了解，只有少数外资传媒尝试性进入。 　　初入期（1990～2001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外国图书、杂志出版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设立办事机构或开展在中国的版权、期刊代理或合作出版等业务。如1995年，国际出版业巨头贝塔斯曼与上海新闻出版局下属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作，以合资的形式成立了上海??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上海贝塔斯曼书友会。国外主要的大牌时尚类期刊也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如《时尚》、《嘉人》、《汽车族》、《瑞丽》等。在此期间，欧美一些跨国广告公司通过与内地公司合资渗入内地市场。 　　扩张期（2001～2005年）。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外商投资目录》将传媒业列入外资禁止的产业。因此，外资传媒多以试探的方式零星进入，甚至有些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 　　“入世”后，中国承诺分期、分层、部分开放传媒业。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传媒业法规制度。由此，外资开始批量进入中国传媒业。贝塔斯曼集团于2003年底首家获得了书报刊零售全国连锁牌照，并于2005年5月取得了图书批发“资格”。2004年10月，中影集团与华纳影视公司、横店集团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华纳横店影视公司，这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电影娱乐公司。 　　调整期（2005年至今）。“入世”后，相关部门制订政策时，在某些传媒领域开放过头，突破了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又有一些外资传媒主动突破禁区，越界行为时有出现。如新闻集团曲线进入青海卫视。2005年8月，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文化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制定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传媒进入中国速度“过快”的问题进行治理整顿。至此，外资传媒开始收缩业务布局。2008年夏，具有在华外资传媒标杆意义的贝塔斯曼宣布全面中止中国业务。 　　事实上，我国对传媒业的开放一直持谨慎态度。这体现在2005年8月发布的《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中只有“允许”和“禁止”外资进入的条款，没有“鼓励”的内容。同样，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上，“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除了传媒硬件设备的制造外，没有其他相关内容，涉及传媒业的只出现在“限制”和“禁止”目录中。 　　政府部门对国外传媒实行“限入”政策，适度保护国内传媒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国外传媒相比，国内传媒业属于幼稚产业，如放任不管，外资传媒产生的“挤出效应”会对国内传媒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外资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人才、市场份额、资本等方面。 　　 　　人才的挤出效应 　　传媒业是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人的智识是传媒增长的动力源。一个创意能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换言之，人力资源是传媒业的核心资源，是能够创造巨大增值空间的资源。 　　传媒产品是一种文化产品。为了便于向其他国家推销，传媒公司强调内容对本土文化的贴近性。因此，外资传媒进入中国后，必定实施本土化战略，挖掘当地的人才，制作适应当地受众口味的内容。如星空卫视的节目就是启用中国的制作人，或委托中国的节目制作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完成的。 　　由于外资传媒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了解有限，需通过支付高工资这一手段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而对于拥有更多信息的本地传媒而言，不必支付较高的工资就可发现并获得较高素质的员工。因此，对于同一素质的员工，外资传媒通常支付一个更高的价格，即工资溢价。特别是其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要比原来高出数倍。 　　外资的高薪待遇、较为完善的育人、用人机制，特别是激励和晋升制度，提供了较好的个人事业发展平台。而国内传媒作为事业单位，承袭了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僵化体制，论资排辈、薪酬分配的平均主义、等级观念严重。一些有才华的员工晋升无望，收入偏低。相形之下，外资传媒的职位颇具吸引力，对本土人才的吸附作用明显。因此，外资进入会使本土人才外流，从而使一定程度的研发能力向国外转移。 　　时代华纳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李文在上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当你进入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你会发现很多极富天分的电影人和音乐人。而一个像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