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和梁衡先生秋天“约会”.docVIP

十年前和梁衡先生秋天“约会” 　　 早些年我出过两本书，一本《两副面孔》，一本《拎出新闻眼》，凡读过这两本书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我与梁衡先生有过一段交往。《两副面孔》的序是由梁衡先生作的，许多刊物都登了，有些影响。《拎出新闻眼》里有我撰写的长篇文章《梁衡：愚溪桥畔与柳子对话》，该文被收进好几本集子，读者也爱看。梁衡是著名的大记者、大作家，能得到他的鼓励，确实颇感荣幸。 　　 永州是一个偏远地区，在这里做记者按说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很难扯得上关系。梁衡是山西人，我是湖南人，梁衡是名人，我是无名小辈，八竿子打不到一处。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读梁衡的文章，仅仅从报刊上认识他而已。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有个《报刊月报》，几乎每期都有梁衡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个性，文笔优美，读的感觉不一样。为了系统地读一读他的文章，２００１年我斗胆给梁衡先生写了一封信，求购他的《新闻三部曲》。他很快给我寄来了，共６本，每本的扉页上还亲笔写下了“蒋剑翔同志指正”的谦词，字写得漂亮极了。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一个美丽的秋天，趁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七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颁奖会的机会，我特意到金台西路２号拜会了梁衡先生。第一次见面，却似老朋友相聚一般，并无多少拘束。半小时后他有一个会，我不敢多打扰，谈了一会儿永州，一会儿永州文化，一会儿柳宗元，我便起身告退。临别时，我真诚地邀请他方便时到永州做客，梁衡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说一定去。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到长沙开会，说来就来了。 　　 梁衡先生从２５岁开始当记者，一直干到４１岁，作为“红色经典作家”，他是名人，更是奇人。梁衡有名，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官至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更主要的，是因为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和精彩的散文篇章。梁衡是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他穿行在新闻和文学之间游刃有余，其为文激情，并没有因为从政而有所削弱，反倒相得益彰，建树更丰。他有句名言：“忧心为政，真情为文。” 　　 范敬宜当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当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对同学们说过一句话：“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者。”令许多人感动。梁衡先生也去过清华大学演讲，却率性得可爱。一次有学生问他：“如果有来生，你选择做什么？”梁衡脱口而出：“做官。”这里请相信，梁衡先生绝不是什么官迷。梁衡认为，从本义上讲，当官就是为政，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政治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最大、最直接。一个人如果能够有权为老百姓办事，有机会为老百姓服务，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比在别的岗位更大、更直接。大官大权易成大业，这是客观事实。事实上，中国的文人步入仕途做官，大多是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初衷，我们说，这样的为官难道不好吗？ 　　 作为记者的梁衡，成名作是写于山西的一篇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发表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４日的光明日报２版上。这篇长约１８００字的稿子，所造成的影响连梁衡自己都始料未及。见报后来信不断，持续将近半年，竟有３０００多封。后来，这篇稿子被评为１９８０年的全国好新闻。而那个“农民养猪专家”也一夜之间破格由农民转为干部，后被任命为地区科委副主任。 　　 作为作家的梁衡，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１９８２年。在那一年，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散文《晋祠》，当年即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提起这些曼妙如画、琅琅上口的字句，相信不少人都还留有印象。然而，这只是梁衡文学创作的开始，真正让他在文坛声名大振而又独树一帜的，还是那些发人深思与追问的政治散文。这一转变发生在１９９６年，以写革命先烈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的发表为标志。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梁衡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题材创作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从此开始，他一发而不可收，《大无大有周恩来》、《把栏杆拍遍》、《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乱世中的美神》等文章相继问世，而且无一不在文坛激起波澜。 　　 谈及梁衡先生在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梁衡是一位肯动脑，肯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据梁衡先生说，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插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推敲打磨。像《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了６年，《大无大有周恩来》竟用了２０年。“评论界说我是‘苦吟派’，真实状况，确实这样。”梁衡说，“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