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儒学“下乡”.docVIP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儒学“下乡” 　　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在乡土中国日益分崩之际，“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儒学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学本来就孕育于农业文明，那么，何来 “下乡”之说？应该说，儒学本来是“在乡”的，只是近代以来，诸多外部力量对中国农村不断介入与冲击，先是“革命下乡”，接着又是“法律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被驱逐的儒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今天讨论儒学如何重新进驻乡村，本来应该以“返乡”一词来指称。之所以采用落入俗套的（儒学）“下乡”说法，目的是为了强调儒学与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之间的某种外在性关系，以及在此外在性关系支配下，策略上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下乡”。乡土儒学的百年浩劫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乡土社会即已开始动摇，其根本原因是乡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致使民生凋敝，科举制的废止中断了乡土儒者的培养，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而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乡土儒学面临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乡土儒学原有的规范举止、维系社会、提升生活的功能渐趋丧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深刻刻画了乡村中国当时的窘境，他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当时，有实践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不过，在理念上自觉把“乡建运动”与乡土儒学资源培育结合的是在山东邹平实践“乡建”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坚信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将此思想注入真实的民众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效用。他认为，都市是西方文化结晶，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建运动”就是文化运动，乡村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点”。 然而，知识分子的热血心肠抵不过革命洪流的冷酷无情，“乡建运动”的声音终被淹没于革命的号角中。革命需要随时随地的紧急的政治动员，需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摧枯拉朽的气势，而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将妨碍革命意志的贯彻而被视为实现全民政治动员的负面因素并遭清除，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必威体育精装版最美的图景”。“文革”十年对乡土儒学的扫荡力度更是无以复加。 在“告别革命”之后，中国大陆迎来“市场化”时代。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君临一切，并重新梳理和编织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乡土儒学资源在“市场化”时代经历的洗劫并不比“革命化”岁月轻微。乡土儒学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抽空。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国际与国内资本空前活跃，农村进一步边缘化、空心化，不仅经济凋敝，而且乡土社会支离破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乡土底色 农村空心化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在地的乡土社会解体，出现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变的迹象。我曾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读书》2011年第1期）中将“熟人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舆论压人”、 “‘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积”，并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相应概括为“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既然农村已经空心化以及出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特征，为什么还要提“儒学下乡”？或者说，在空心化的农村，是否存在“儒学下乡”的内在需求？ 为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只是聚焦于农民工输出地的社会状况，即在地的乡土社会。而对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农民工输入地的社会形成状况，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在40岁以下农村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流动的大格局下，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了。如果将输出地和输入地这两头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也许需要对“乡土社会解体”的断言做出一些修正。具体说来，“乡土社会解体”只是指农民工输出地即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农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农民工输入地将乡土的社会网络加以延伸或者复制，“反认他乡作故乡”。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可能只是表明社会资本从农民工输出地向输入地的转移，或者说是乡土性社会资本的乡土外运作，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范围、运作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总的存量不见得减少。这样的情形，尤其体现于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具有同乡同业形态的经济活动中。 在新近举办的题为“社会经济在中国”的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们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