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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研究理论架构 　　[摘 要]#8195;理论架构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向来非常重要，并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如政治文化学的分析架构、基于建构主义的八面图等。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不满足这些传统理论，就中国元素的理论架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关系主义的“东亚模型”。笔者也尝试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求答案，并基于儒家传统哲学和教育的理念，提出“知―智―行”的儒家文化模型。 　　[关 键 词]#8195;公民教育；儒家文化；本土模式 　　[作者简介]#8195;李军，香港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比较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助理教授，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兼职博士生导师 　　 　　导语 　　 　　在社会科学中，所谓理论架构常常是指用于理解、解释或预测某一社会现象的分析工具。西方学术界在评判一项学术研究的质量时，大多会基于这样两个标准：一是理论架构的运用；二是研究的方法。某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带有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保一项学术研究的可信性。但是，它却不能保证该学术研究的理论或者实践价值。而理论架构的使用，则被常常被视为评判理论或者实践价值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因为没有理论架构的学术研究，在求证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迷思，并且缺乏理论根据。所以，社会科学界对理论架构的广泛重视已经成为一个学术传统（Bogdan Biklen， 2007; Creswell， 1998; Durkheim， 1938; Patton， 2005）。就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研究而言，这也丝毫不例外。 　　鉴于理论架构对于公民教育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拟首先就此对这一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模型进行历史回顾与梳理，然后就其在当今全球化和本土化时代的应用意义进行反思，最后对源于中国本土的理论架构在公民教育研究中应用提出一定的构想。 　　 　　一、公民文化模型：一个简明的历史回顾 　　 　　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有关公民研究的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五国公民态度与民主》（The Civic Culture: Civic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该书由著名政治学者、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的Gabriel A. Almond和他的博士生Sydney Verba合著。这本经典著作也是在政治学领域首次使用大??模问卷进行跨国调查的研究成果，是在国际范围内围绕民主主题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滥觞。该书出版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影响巨大，先后多次修订再版。 　　在本书出版之前，著名社会学者Talcott Parsons就现代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及其功能和过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并编辑其十篇期刊论文于1960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深受Talcott Parsons社会结构理论的影响，以及目睹Samuel Huntington所指称的第二次民主浪潮的巅峰（Huntington， 1991， p.12），Almond在他早先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和Verba重新考察“文化个性”或者“心理文化”理论，就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Edward Shils提出的“公民文化”（Shils， 1961），演绎和发展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这两个迄今为止仍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重要概念。 　　Almond和Verba在书中详细解释了他们为何使用“政治文化”而不是“国民性格”、“政治社会化”而不是“儿童发展”的两点理由（Almond Verba， 1963， pp. 12-14）。第一，他们认为若需明确政治与非政治的态度与发展模式的关系，就有必要将两者加以区分，尽管两者并无清楚的界限。由此，他们定义“政治文化”为“一种特别的政治取向――对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以及自己对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它是对一系列社会客体和过程的一套取向”。第二，他们承认使用“政治文化”是因为它能容许作者在研究中去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Almond和Verba所谓的政治文化，既非传统的人文文化，也非现代的工业文化，而是第三类两者兼顾的文化。他们认为，这样一种文化可以用三个组成部分来进一步衡量和说明：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s），指对特定政治体系及其作用、局限性、乃至其输入与输出的知识和信仰；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s），指对特定政治体系及其作用、管理人员和表现的好恶；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s），指对特定政治目标的评判和意见，特别是那些典型的涉及与信息和情感等相关的价值标准。 　　在这一公民文化模型的界定下，Almond和Verba选取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