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 治-法律含义.docVIP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1．问题的提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1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休谟指出，有两种命题，一种命题以是或不是作为联系词，一种命题以应当或不应当作为联系词，从前一种命题是推不出后一种命题的。2比方说有这样两个命题： 　　人的本性是善的。 　　人应当行善。 　　从形式上看，前者是一个事实命题，后者是一个规范命题。儒家从前一命题引出了后一命题，一般人都觉得这个推理没有什么问题，除非对人的本性是本善的这个前提有异议。但其实，从前一个命题到后一个命题的推论中蕴含着一个小前提：应当符合人的本性。实际上，基督教虽然主张原罪说（即一种性恶说），但这并不妨碍它也主张人应当行善。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如果把人的本性是善的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命题的话，从中是得不出人应当行善的结论的。 　　在现代社会，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要。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3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传统社会的人受各种规范的约束，对这些规范他们并不去问一个为什么。但现代人却要问：为什么我要受这个那个规范的约束呢？假如你回答说：那是因为这些规范是上帝制定的，或者是国王制定的，或者是祖宗制定的，或者说是大自然制定的，现代人很可能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且不管他信不信上帝，他回答说：即使你说的都对，那也都是些有关事实的问题，而事实命题是无法演绎出规范命题的！ 　　现代社会的主要规范是法律规范，因此上面讲的为什么问题，主要是针对法律规范提出来的：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与事实性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从事实与规范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理解社会主义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者和改造者的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是有值得重视的参考价值的。为此，本文对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基础思路进行一些梳理和评论。 　　2．事实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几种类型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多种类型；哈贝马斯所讨论的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是这些类型中的一种，但与其他类型都有些关系。 　　事实与规范之间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客观事实与社会规范（不管是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客观事实可以是自然领域的客观事实，也可以是社会领域的客观事实。人有高矮之分是一个客观的自然事实，人有亲疏之别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社会规范不仅区别于自然事实，而且区别于社会事实。比方说，人有亲疏之别是一个事实，普天之下皆兄弟是一个规范，两者之间当然是区别很大的。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第二种类型，存在于有关规范的推理与解释之中。在司法推理与司法解释中，我们都知道在法律事实认定和相关法律规范确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司法推理需要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不仅要在原则和规则之间，而且要在规则和事实之间来回权衡，以达到一个中间点。比方说：公园门口的一条规则：车辆不得进入本公园。这条规则是什么含义，什么样的事实与这条规则有关，这两个问题必须借助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参照才行。门卫先看到一辆小孩骑着的童车，放他进去了。然后看到一辆救护车，又放进去了。后来看到本公园的单位用车，也放进去了。最后一位游客要将车开进去，他不让进。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规范的含义和事实的含义在这样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权衡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在这里，事实与规范仍然是分别开来的两件事，但它们的意义必须在与对方的关联中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与前一种类型相比，这种类型的事实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内在性稍强了一些。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第三种关系，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更加内在的联系。比方说，假如有一个外星人，在他的星球上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路。他到了北京，看到好多车辆在马路上行驶着，但有时候这些车辆又都停在那里。后来他发现，这些车子的行驶和停止都与交叉路口的那些红绿灯有关。他发现凡是绿灯亮着的时候，车子都在行驶；凡是红灯亮着的时候，车子都停下来。这个外星人来自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星球，所以他对遥控技术非常了解。他猜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绿灯亮的时候，汽车接收到一种启动发动机的射线；红灯亮的时候，汽车接收到一种关闭发动机的射线。听了这位外星人的叙述，我们当然会反驳他，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说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红绿灯与汽车之间的技术性联系，而是红绿灯与汽车驾驶员之间的约定性关系：根据事先的约定，驾驶员看到绿灯就不用停车，看到红灯就必须停车。这种约定性联系也是一种事实，但它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仅仅依靠外部观察就可以描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