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春蕃萌：秦汉文化的绿色背景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49573.doc

　 　 　 　 编辑：小小 　 　 鲁迅曾经盛赞秦汉时期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豁达闳大之风”对社会生活有全面深刻的影响。对于当时的艺术作品，鲁迅也有“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肯定性评价。应当说，以富于进取性为基本特征的“闳放”、“雄大”的文化气象，是秦汉时期最突出 的历史特征。 　　从生态环境史的视角考察，社会进步、经济繁荣都是在生态环境的舞台上完成的。秦汉人的生存空间，已经占据了今天中国国土的主体部分。秦代的人口，学者们有的认为在2000万左右，有的认为可能达到4000万。西汉户口最盛的时候，人口数字仍然不足6000万。当时的森林草场大多没有经受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川泽湖泊，也远较今天浩瀚。汉代瓦当所见“方春蕃萌”、“骀汤万延”、“涌泉混流”等文字，都反映了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浓绿与蔚蓝的自然氛围。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现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说，若拥有“渭川千亩竹”，其经济地位可以与“千户侯”相当。而以“竹竿万箇”为经营之本者，“此亦比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爰叔建议董偃请窦太主献长门园取悦汉武帝，说到顾城庙“有萩竹籍田”（《汉书·东方朔传》）。西汉长安地区民间重视竹林经济效益的情形，又见于班固《西都赋》：“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以及张衡《西京赋》：“篠簜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所谓“泱漭无疆”，正可与汉代瓦当文字“泱茫无垠”对读。《汉书·礼乐志》及《汉旧仪》都说到甘泉宫竹宫，秦汉考古资料中也多见竹结构建筑以及采用竹材作为辅助建材的文化遗存。竹林当时已经成为关中人“坐以待收”的“富给之资”（《史记·货殖列传》），但是并不能认为黄河流域的竹林都是人工培育的经济林。《后汉书·郭伋传》记录了东汉初年郭伋为并州牧，“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地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现今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宁波一线。而华中亚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界，则大致与北纬35°线重合。而秦汉时期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几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居延地区有竹简出土，取材当不至于十分遥远。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述，汉安帝时羌人起义，“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可知陇山一带，竹材仍常以为习见器用。 　　山光水色，密林芳草，是汉赋作者特别乐于描绘的对象。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到“蕙圃”所生，有“衡兰芷若，穹穷昌蒲，江离蘪芜，诸柘巴且。”扬雄《蜀都赋》所谓“泛闳野望，芒芒菲菲”，杜笃《首阳山赋》所谓“长松落落，卉木蒙蒙”，描绘了苍茫山野郁郁葱葱的景象。《南都赋》中有赞美汉代南阳地区山林之丰饶的辞句，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三说，《南都赋》中的“ ”就是水杉。然而现今“杉木林”以及“冷杉、云杉、铁杉林”的生长区，均距南阳相当遥远（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地图出版社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35页）。可见这是在人为作用破坏不很严重的状况下，秦汉植被显现出的原始自然生态。 　　汉代河西简牍资料中多见有关“茭”的文书遗存。“茭”，当指饲草。敦煌汉简有简文反映了有关“茭”的更具体的信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简文：“……为买茭，茭长二尺，束大一韦。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按照汉尺与现今尺度的比率，“二尺”相当于46.2厘米。可见当时河西地区有规模可观的上好草场。“茭”、“束”的计量往往数以万计。居延汉简又有关于“伐苇”和“伐蒲”的简例。“苇”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苇”数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为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总体生态条件的重要信息。 　　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写道：“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关中地方还专门设置“稻田使者”官职，也说明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 　　华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扩张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西汉时，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这些湖沼大多是由浅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补给不稳定，所以湖沼水体洪枯变率很大。许多湖沼中滩地、沙洲和水体交杂，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邢铁、王文涛：《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与其他经济区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册，第64～66页）。秦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