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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中国债券市场演变路径 　　摘要：债券市场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它的演变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侧重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中国债券市场的演变发展路径，从中提炼制度变迁和秩序形成的规律，并为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制度变迁；债券市场；演变路径 　　 　　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债券的形式，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认识不足等原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发展历史应该从1981年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有了显著改观，国民收入增加，但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出现，于是开始发行国库券以弥补财政赤字，并相继开始了企业债、金融债等的发行，以及逐步形成了初步的发行和流通市场。 　　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债券发展历史相比，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目前存在规模小、种类单一、创新不足等许多不足。这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历程的时间因素造成的，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本文不做重点研究。本文主要应用制度变迁理论，讨论在中国债券市场演变发展的路径中，如何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各项市场制度，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债券市场形成目前的制度结构，又有哪些可供改进和借鉴的地方。 　　 　　一、制度变迁中的强制和诱致区分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进程，从一片空白到发展成包括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和完整的发行、流通市场体系，体现了典型的制度变迁进程。 　　制度变迁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制度经济学认为稳定的制度可以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而当利益主体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利益主体就会做出行动反应，要求对其效用或利益函数最大化作出更有利的契约安排。这就引起了原有制度中各利益主体位置的转移以及力量的对比变化，从而有可能引起新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制度变迁，也即“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中国债券市场而言。关???是这个变迁过程体现为何种形式，遵循什么规律。 　　林毅夫认为存在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林毅夫，1996)。诱致性变迁主要是因潜在利润的诱导而实施，它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形式，是获利主体的自发行动，这个变迁过程是自组织的。 　　林毅夫认为，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靠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着较高昂的交易费用，且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导致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大大少于最佳供给，因此，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产生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除了受变迁主体对预期收益和成本判断的影响外，不同社会集团(组织)之间对现存收入再分配也会促成政府发动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所引起，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不需要，只要政府预期收益高过费用时，政府就愿意进行制度变迁，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政府又不一定能够建立起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品，无法克服外部性问题，如果制度仅仅是由诱导性制度变迁方式供给的话，那么将由于制度变迁巨大的外部性问题和初级行为主体的一致性同意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太大，导致制度供给不足。在给定领域内，国家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拥有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权力，可以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供制度服务方面，国家凭借其垄断性和强制性地位所付出的成本要比竞争性组织所付出的成本低得多。 　　既然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搭便车”和长时期的时间跨度等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所面临的主要是政府理性的可靠性和知识的局限性等问题。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积累经验。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制度演进过程中，根据外部条件、市场成熟度和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制度演变路径。而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进程。 　　 　　二、政府债券市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 　　 　　中国债券市场在复苏阶段(1981-1993)的制度变迁基本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刚开始债券发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