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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在培根远未完成的名著《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中提出知识大纲，把知识分为自然哲学（科学）、人的哲学（心理学、人体学说）、公民哲学（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等），并构建起如下知识分类体系：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培根之后的学者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学术、学科的分类与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一体系无疑奠定了近现代知识、学术、学科分类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这些外来的知识分类方法虽然因为时空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究其根本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在于对人类自身的理性分析方法的绝对推崇： 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构建而成的知识体系整体都不过是理性分析方法的对象而已，超出了理性分析方法的知识在这样的知识分类结构之下根本毫无立足之地。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人类的认知当然并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覆盖和解释的。学科、学术的分类当然也不能穷尽认知所包含的一切。理性不能有终极目的的知识，它无法从整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知、对整体世界包括自身的整体秩序的理解（既是刚才所说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种文化的知识形态构成，而知识形态又决定了学术类别、学科分类的构成，使得学术类别与学科分类出现因时空而变化发展。 换言之，学术、学科的分类就是在一定文化时空之下的特定产物。当今世界学术、学科的变化发展当然也是现下人类知识形态的具体反映。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我们当然不否认近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之下的国学分类在一些学科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也极大地加深一定程度的认知与理解。然而无可否认一种时空错乱、张冠李戴的感觉总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所以如此，原因恐即在于在近代西方学术、学科体系冲击之下，强行削足适履，以至于失去自我所致。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理解截然不同，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形态也与西方的知识形态不同，并不重学术与学科分类，而是体现在图书分类上。 唐君毅曾指出：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书籍之分类﹐而不重知识学问之分类﹐其长短得失﹐甚未易论”。 ——《哲学概论（上）》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要认识和理解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就必须理解传统书籍分类，藉此考察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依据与标准。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论及中国图书分类，《左传》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说，《国语》则有所谓故﹑训﹑传等之分，但是均无法详考。而最早的完整记载首推《汉书·艺文志》。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汉书·艺文志》根据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整理所得《七略》分类而略有修正。刘向、歆父子所创《七略》，除去总论各类的《辑略》，余者有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方技略》﹑《兵书略》﹑《术数略》。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六艺最早指礼、乐、射、御、书、数，原本是古代学艺的分类，至后来逐渐代指《六经》，汉代以下专指六经经籍。 除此之外，《诗赋略》大约相当所谓文学；《方技略》则所谓应用科学；《兵书略》即军事学；《术数略》则包括各种占卜星相之术数。术数作为一种特殊的应用知识与古代人生活关系重大，因而也占有一席之地。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名﹑法﹑道德﹑农﹑墨﹑杂﹑纵横各家﹐大致可视为哲学派别之分﹐其依据则是各派所重之知识内容。根据《汉书·艺文志》所云，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其学为伦理教育之学；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其学即知历史之成败兴亡之学；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其学为天文之学；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其学则宗教祭祀之学；刑赏法律之学为法家之学；正名别位之学为名家之学；外交之学为纵横家之学；农业之学为农家之学。因此，分别各家也就有学术知识分类涵义寓于其中。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刘向、歆父子的《七略》与班固《七志》分类方法，至三国魏荀勖综合而为四部之分﹐初名甲、乙、丙、丁四部﹐至唐玄宗时乃名为经、史、子、集之名。四部分类的方法由此直至清之四库全书大率皆因之。 七略之分变为四库之分，其中有所变易发展，也重在继承不易。 * * 二、中西方知识形态与学术分类差异 四部分类之中﹐经之所以为经，乃因其为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因之而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本原与标准所在。而所有历代学者注释阐扬古经之书﹐都是古经之羽翼﹐因此也从属于经部；子部则为一家之言之积集﹐九流十家的诸子外﹐佛老之言也在其内﹐兵﹑医﹑天文算法﹑术数等﹐也囊括其中；史部为一切人物﹑史事﹑典章制度之纪载﹐而地理﹑金石等凡属实物实事之纪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