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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山水田园诗成因及美学意义 　　现实生活中少有单一的色调。与边塞诗群那充满生龙活虎般热烈气氛的浓墨重彩式的美学作品同时出现的，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创造的优美宁静的素朴淡雅式的美学境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山明水秀，鸟语花香，清新惬意，沁人心脾。这类山水田园诗，避开战争的烽火，解脱朝堂的倾轧，远离尘世的喧嚣，没有市井的噪杂，令人仿佛能看到长松疏枝间浮动的明月、深塘内摇曳的荷花，听到夜来几度风雨、破晓处处莺啼，以及竹丛中迸发出来的浣纱女的欢声笑语，感受到处在这幽美怡人的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愉快心情和个人心灵的净化，意识到时光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向前推移。这是唐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欣赏和享受到的另一种美。它不像大漠雄风的美学洪流那样，以其宏大磅礴的气魄震撼和征服观赏者，以雷霆万钧之力、不可遏止之势裹胁你身不由己地随同前进；而更像娴静淑美的妙龄少女，以其内在的气质和美学魅力令人心醉神迷，使你情不自禁地为之倾倒。 　　 　一、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盛唐时代崇尚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思想，是形成山水田园诗质朴淡雅、恬静风格的内在审美需求 　　唐人在多方面地吸取六朝文学成果的同时，扬弃了六朝人专以“沉思”“翰藻”为美(见萧统《文选序》)的指导思想，一力归宗自然。“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这个观念在唐人中是有代表性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东夏韦太守良宰》)，则可以看作有唐一代审美心态的典型写照。即使到中唐以后，诗歌创作里讲求人工锻造的风气日益抬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那种以自然真趣为尚的美学理想。皎然(诗式)中标榜的“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的艺术境界，以及“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的锤炼工夫(见卷一《文章宗旨》、《取境》诸节)，正是要把人工与自然两个方面协调起来，由情性之真出发，经过精心运思，雕削取巧，而又返归于自然天成。这样一种审美追求，上承庄子“既雕且琢，复归于朴”的论旨，下开宋人“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法门，与唐以前诗文创作中片面强调文饰美的作风，是各异其趣的。 　　贯穿山水田园诗的最大特征是自然。我国古代诗人在宦海沉浮与洁身自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常把山水田园作为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大自然中，假江山之助，以自然景物为材，创造出风格自然平淡的山水田园佳作，反映了诗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审美境界。中国古代文人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常把回归自然、归隐山水田园作为追求理想人格、高扬个体精神的归宿与极境(返归自然)。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作为观赏对象和描写题材(风物天然)，创造出众多意境浑融完整的山水田园佳作，风格上强烈地追求自然平淡之美(风格自然)。文人们回到淳朴的大自然的同时，也回归到了艺术的自然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回归自然，既是一种人生理想和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准则和崇高的美学境界。 　　 　二、从社会思想来看，唐代道、儒、佛三教并存，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产生的情感社会基础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佛教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唐代社会审美心理结构的一块主要基石。如盛唐大诗人王维，“弟兄俱奉佛，居常疏食，不茹劳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 “在京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下)其后期诗作也与苦空寂灭的佛教教义如出一体：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 　　盛唐时代兴盛的禅宗，无论从生活行为还是审美情趣上都对当时的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便是山水诗审美观念的转变。在先秦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