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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独资运动必然逻辑 　　不管中方愿意与否，合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体系，跨国公司作为合资方不可避免地成为合资企业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比如防止整个行业被外资垄断等，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 　　 　　1997年是个分水岭。 　　97之前，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70%以上的外资是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那时，合资是我国经济的一大亮点，我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合资大国。 　　97之后，形势逆转。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1997年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2001年独资项目比合资项目多70%，实际利用外资占总额的比重超过50%。2006年中国新成立的外资企业中只有27%选择了合资经营方式。 　　不仅如此，原来中外合资企业中，出现了一桩桩“合资变独资“的独立事件。到2001年，合资企业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下降为不足30%。 　　这一场外资咄咄逼人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的独资的路径并不复杂，首先通过增资、股权转让等方式扩大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进而获得控制权，再蚕食中方的股份，最终彻底把中方股份甩开“单干”。 其中外方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在经营过程中，一些外方往往控制企业的营销渠道，实行“高进低出”的策略转移利润，造成事实上的企业亏损局面，迫使中方把股权转让给自己，这样独资的愿望便实现了。 　　2001年初，中国工业机械领域最早的合资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由合资企业蜕变为外商独资企业。1980年成立之初，中方的股权比例是75%，外方为25%。15年之后，后者通过增资65亿元人民币将股权比例提高到65%，形成绝对控股局面之后，最终收购另外的35%股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上海强生制药、东芝电脑、西门子、雅芳等众多知名跨国企业均通过收购剩余少部分中方的股权而由合资变为独资，之前他们均已获得控股地位。 　　另外，外方股东之间还联手通过股权转让获得合资公司的控股权。如，达能通过收购娃哈哈合资公司的一个合资方香港百富勤的股权，经???得了对娃哈哈合资公司51%的控制权。有人认为这正是达能当年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过，无论结局如何，手握控股权的达能强行并购娃哈哈是符合商业游戏规则的，它的独资也是迟早的事情。 　　 　　理性选择 　　 　　对眼前的外资来说，如果能独资是最好，也是最终目标，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合资则是最好的选择。从企业经营风险角度讲，面对一个尚未开放甚至尚未启动的市场，尽量降低市场风险是跨国巨头们首先要考虑的。 　　“他们对中国市场不了解，选择合资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下称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威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外资选择合资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与其在海外投资公司的股权占比呈正相关变化。起初对东道国不够熟悉时，他们的股权占比会较小，一旦越来越熟悉后，其股权要求也必然增强。 　　“他们不愿意独担风险。”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当风险过去了，他们就想独占所有利益。” 　　在一篇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的论文中，李维安把跨国公司对股权的战略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入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来说，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东道国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法制不健全，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等问题。因此，资源获取权较之控制权更为重要，选择合资或合作是理性选择。 　　第二阶段是经过若干年经营，企业内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而跨国公司为追求全球经营战略收益最大化，更强调控制权，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将海外的投资企业转变为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合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合资双方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大量的时间经历用于内部协调。视成本如利润同样重要的跨国企业自然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的独资方式。 　　《合资留给了我们什么》一书的作者段福德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无论合作还是合资，其成本远远大于独资，在这个总成本中，沟通的成本出奇地高。“这也许就应了中国商业这领域那句‘生意好做，伙计难处’的老话”。 　　最近，美国的一位律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合资企业越来越像是某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联姻”，而且合资企业经营的时间越长，合资方间的争端就越多。“一些合资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外国律师讨论最多的不是如何使合资协议尽可能定得完美，而是除合资外是否已经没有其他经营方式可选择了。” 　　 　　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