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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语文之美（序）傅国涌　我生之时，正是“文革”初起，山村寂寞荒僻，朝朝暮暮，唯面对青山、背靠青山，坚硬的崖壁保持着千年万年的沉默，在我出生之前六百二十余年，元代文学家李孝光还在与我家相去只有三五里的山洞里读书养气，他的传世之作《雁山十记》开篇写的即是我家后门的石梁洞，他为横亘空中的石梁感动，为生长其上红如踯躅花的秋叶感动，六七百年来山村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一样的贫瘠，一样的冷清，野花自开自落，白云自卷自舒，唯有迎客僧，屹立在山谷间的那块高大的石头，在春花秋月、风雨云雾之中，迎来送往，目睹了徐霞客两次进山，目睹了林琴南、张大千、黄宾虹等写生的画客，目睹了蔡元培、张元济、康有为、黄炎培的形迹匆匆。当我生时，谢公岭依然是入山的主要通道之一。　　山中岁月无古今，与六七百年前，与沈括落笔写《梦溪笔谈》的九百多年前保持着几乎相似的节奏。山中的生活依然艰辛，山地多石子，没有大片的沃土，只能种番薯，我小时候的主食就是番薯，不仅物质的粮食匮乏，精神的粮食更为匮乏。自我幼时起就特别渴慕有字的读物，没有上过一天学，却因在教室外偷听而识得不少字的母亲，为满足我的渴慕，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宁波的大舅舅家给我找一些小儿书来，那是我表哥、表姐们看过的残缺不全常常没有封面的。我记得我接触的最早的一本小儿书就是《吴越风云》，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那时我还不识字，虽然看不懂，但一遍一遍地翻，母亲和姐姐也一遍遍地讲给我听，内容从小就滚瓜烂熟了。　　我的大舅舅李一瑾在宁波教育局工作，自我少年时代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寄印刷品，从语文资料、语文辅导练习题和其他资料。我的第一本正式的课外书《历代作家简介》也是他买了寄给我的，至今我仍保存着这本书。那时我已上初中了。更早，大约还在我上小学时，1972年到1977年间，我母亲每年冬天几乎都要托大舅舅买下他们单位的旧报刊，加工以后用来包梨子，免得蚊子、虫子叮咬。这便成为我每年的精神大餐，我贪婪地在大堆的旧报刊中狩猎，寻找我感兴趣的文字，剪下来装订保存，从刊物上剪下来的历史小说《秦始皇传》《乌江东去》（关于刘邦项羽楚汉之争），以及《李愬雪夜入蔡州》，还保存得好好的，曾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过的。去年，我与郑也夫先生说起此事，他说这是当年《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这大约是“文革”后期办的刊物。从《吴越风云》到这些剪报，培养了我最初对历史的兴趣，虽然这些文字本身带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尤其在一个文化极度匮乏的山村，这些文字毕竟给了我最初星星点点的历史知识。　　二　　崔卫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说她童年时代偶然接触到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她正是1958年生人。从那以后她开始了奇妙的阅读之旅，直到译出哈维尔、米奇尼克这些东欧转型思想家的著作。　　我小时候读到过的东西虽然不足以建造起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却激发了我对阅读刻骨铭心的兴趣，没有读物的日子是我难以忍受的。我知道书中有一个辽阔无边、深不可测的世界，我眼前的世界却是狭小、无趣、荒芜、寂寞的，我要在书中找到一个别样的世界，一个充满诱惑、挑战，可以救我脱离无聊、无趣、无情现实的世界。打小我就这样相信。故乡雁荡的山水石头树木野花和书上的点点滴滴，一同拓展着我的精神天地，我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我只想多读书，越多越好。从小学四年级初次接触《水浒传》，到高一时，我差不多把当时能找到的古典小说都读完了，只是《红楼梦》读不进去。那时我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梦想写一本更完整的《中国小说史》。　　1983年冬天对我是个重要的起点，《名作欣赏》《文史知识》这些期刊成为我的指路者，已故的徐志摩、闻一多、海峡对岸的余光中，他们的诗篇、散文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的。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辛弃疾李清照、三苏，我尤其偏爱的郁达夫沈从文、黄仲则苏曼殊纳兰容若， 雪莱、拜伦、济慈、歌德、莎士比亚、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等也都是此时起逐渐进入我的生命中的，后来我又被《人间词话》《美的历程》《美学散步》吸引，甚至啃起了干涩的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这些在我的笔记本中都留下了印痕。　　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北京之行，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住了十来天，那是我小舅舅李邦河的家，他是个数学家，当时还不是中科院院士，但在拓扑微分领域已崭露头角，深受吴文俊、陈省身等数学界前辈的赏识。我在他家废弃的印刷品中发现了一份《中国诗中的时、空与我》，大喜过望。这份薄薄的只有十多页的印刷品，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内部出的《文学动态》，三十二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并一次次地阅读，至少读过几十次，每次重读都有新鲜的感动，刘先生对中国古诗中的时空观的理解，大大拓展了我对时空的认识。大约也是那个时候，我在一本散文杂志上读到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一片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