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社会公益行为的调查研究.docx

家乡社会公益行为的调查研究今年寒假拜年去了在句容市劳动局任职的叔叔家，了解了下最近家乡几年来发展的现状跟群众对于公益事业的参与程度的情况。谈话中我了解到市民对于公益事业似乎是处于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叔叔对此也深表遗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贫富差距在拉大，随之而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迈进的阻碍。社会的公益行为也慢慢成为了普通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从“嫣然天使基金会”到“李连杰壹基金”。无一不显示出了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问题。对此，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中国当今社会的社会公益行为做了一些调查与研究。一．社会公益行为的内容 社会的公益行为包括公民的公益行为和企业的公益行为等（一）公民的公益行为 首先，在公民和基金会方面，我国和谐社会的确立和发展呼唤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发展公益事业。公民的公益行为来源于公民内心的德性精神，而日渐兴起的公益基金会不仅为公民公益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还进一步推进了志愿精神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公民与公益基金会相互构建信任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走向更“善”的治理。公民德性作为公民行为的内在价值尺度和动力机制，直接产生了公民在社会活动中的公益行为。在基金会的公益事业发展中，公民的慈善捐助以及以志愿(或自愿)贡献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他们表达出完全相同的关注公益的实质，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公民德性与公共精神。益捐赠和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资源，成为公益基金会发展的重要支持和力量。公民社会走向“善”的治理离不开公民与公益基金会的互动合作。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公民社会的价值目标既不是国家权力的效率优化，也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实现对权力和权利的超越。由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不再以公共权力或个体权利为轴心进行建构，因此，人们需要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需要在工作之余、在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之外做出贡献，就需要自主自愿加入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合法产生的公益基金会，表达公共利益和公民精神。因此，公民的公益行为离不开公民社会中的基金会组织。现代公民在道德理性的支配下，通过与基金会的互动，正如法国托克维尔说的“每个人都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与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习惯于把社会的繁荣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认为公共的财富也有他们的一份，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劳。” 因此，公民公益行为与中国公益基金会发展要共同走向“公共善”的治理，形成良好的互动，需要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信任合作的伙伴关系。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 要形式，一方面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刻触动行动者个体，有着极强的个人性，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浸润着制度、结构等社会性因素。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的定义，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所组成的社群中分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合理期待。现 实的经验告诉人们，相互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也 是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社会信任使公民社会里的集体活动较易于进行。在一个社会中，相互信任的程度越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应该看到在中国 公民的公益行为中还大量地存在着对基金会不信任的情绪和行为，大大降低了社会交往成果。在中国公民的公益行为与公益基金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的慈善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其社会信任的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因亲情而信”。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属于遵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以人伦亲属为序，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凡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为近，无亲属关系的为远；相识者为近，不相识者为远；与自己有利益关系者为近，无 利益关系者为远。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 （二）企业的公益行为 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人们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普遍表示担忧。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生活也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性中“善”日益突显出来。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企业和企业家的公益行为往往备受瞩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方面，企业和企业家公益捐赠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无论是民营企业家们出于对良知良心、责任义务、自身安全的考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出于社会公平、社会良性运转的考虑，还是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逐步加大的现实等等，都在重复强调着企业家捐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企业捐赠不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日益成为现阶段乃至未来全球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的市场拓展和社会渗透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摈弃了单纯的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