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私”与抽象“公”.docVIP

具体“私”与抽象“公” 　　笔者在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在毛泽东时代长期担任主要村干部的老人说，现在的农村就像一个大湖，绝大部分水面都很平静，只有在很小的一块水面有几条鱼在乱蹦。在老人的讲述里，“水”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鱼”则为村干部，取消农业税以后，鱼还在水中，但却越来越在一块很小的水域内活动，而不在更大的水域里畅游了，绝大部分的水面平时都是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气象。老人的比喻入木地揭示出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机制和特点。免税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难再看到村干部的影子，村干部和农民打交道越来越少，村干部没有办法再从老百姓这里收钱了，于是便想方设法在村庄的集体资源上做文章，或者努力从上面多争取点转移支付款，而这与单个的农户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民只关心自己的发家致富，热火朝天地追求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幸福生活，对村庄公共治理和公共事务变得漠不关心。由此，村干部和村民变得越来越没有关系，就出现了上面那位老人所讲的情况。在笔者看来，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越来越没有关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平静和谐，乃是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最大问题所在。?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组织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干预减少，农民生活得很舒服，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幅软绵绵的幸福景观。在笔者调查的这个中原村庄，村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竞相从事温室大棚蔬菜生产，一年能挣个2万元左右，老百姓在生产中互助合作，大家都忙着挣钱，追求好的房子、好的衣服、好的生活，整个村庄呈现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和谐气象，老百姓心情舒畅，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在公共治理和公共事务层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村庄治理相当混乱，村党支部长期不开会，一些老党员声言要退党了；村委会选举中拉票现象严重，选举前的晚上到处有人在活动，以至于“狗都要累死了”，选举现场，有身强体壮者拿着菜刀来回晃悠，搞得人心惶惶；每到下雨天，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流，村外的田地里积水成涝，庄稼大幅度减产，但却无人过问。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可以说是怨气冲天，完全没有了???人生活领域中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上面那位老干部所讲的那一小块混浊的水面。? 　　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生命感觉完全不同，在私人领域，农民完全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快乐讲述，而在公共领域，农民则完全是愤怒的情绪性的宣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感觉提醒我们，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社会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变化，我们在看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平和与宁静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乡村公共治理领域中的混乱和无序，在平静的水面下还是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可事情远非如此清晰简单，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私人领域的平和与公共领域的混乱同时存在呢？二者同时存在的背后是不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正如上面所述，虽然乡村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派和谐气象，但农民还是对公共治理和公共合作有着强烈的需求，否则，就不会有农民的怨声载道了，问题就在于，如今，农村社会的公越来越不具有可操作性了，乡村组织越来越无所作为，公的规则和逻辑离今天的农村社会越来越远，相应的，私的逻辑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在笔者调查的村庄里，乡村生活出现了一个全面私人化的趋势，在生产领域，在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和销售中，相邻的农民会互相帮忙，一起买生产资料一起出售蔬菜，忙的时候相互帮一把，这种合作完全是基于私人之间的互动进行的，并不是出于某种具有超越性的公共力量和公共规则，这里的蔬菜大棚已成一定的规模，但却没有形成蔬菜协会这样的公共合作组织，在生产中却存在着大量的合作和互助行为，不过这种合作是私人化的，越来越私人化是当前农民生产及其合作的性质和特点；在生活领域，农民生活的意义越来越来自于家庭内部，自己的房子建得好一些，自己的子女过得好一些，成为农民生活中的最大追求，农民为此经常独自许愿，如果真的发了财或者生了儿子，农民就要还愿，所谓还愿就要放电影或者演戏，表面上来看，农民为了还愿请人放电影、唱戏带来了村庄集体性文化生活的形式，但其背后却是非常强烈的发家致富过好日子的私人逻辑在主导，家庭内部的生活意义更加凸现，农民埋头打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私人化的逻辑产生公共生活的形式，或者说公共生活的形式是通过私人逻辑来维系的；在村庄治理领域，本来是公共规则和公共逻辑最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却也出现了私人化的趋势，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现象，拉票实际上是村庄选举的一种动员机制，在一个包括6个自然村有3 000多人口的行政村里进行村委会选举，必然需要一种动员机制，而今天的乡村组织则无法提供这样一个有序的公的动员机制，但选举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把村民动员起来，在公共规则缺位的情况下，农民只能依靠亲戚朋友、请客送礼、拳头暴力这些方式将平静的乡村社会动员起来，或者说搅动起来。于是我们就看到有人在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