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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视角下的财政风险 　　我国当前财政运行的各个具体环节都承载着巨大风险，这些风险威胁着财政相关职能的正常发挥，也威胁着财政自身运作的可持续性。在各种财政风险中，财政债务风险和赤字风险得到了较高关注，而事实上它们是政府收支运行风险的集中反映。为此，我们不应忽略基本层面上的收入及支出风险。 　　 　　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财政风险及其现实危害 　　 　　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不管在作用广度，还是在影响深度上，财政支出都是政府职能的直接展现和真实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支出运行中的风险表现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财政支出的效益还急需大力提升。就预算内财政资金的使用来说，具体到使用部门和单位上，存在着在使用规模和结构上的随意性，导致相应效能上的弱化、虚化甚至异化，众多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就是其中典型。同时，在预算内财政支出以外，还有相当规模的预算外甚至制度外的财政性资金在经济社会中发生作用，相对于预算支出来说，这一部分资金的效用更加不确定，甚至变质为某些单位或个人的私有资金而任意支配，极大干扰了预算内财政资金宏观调控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中也存在诸如对于免费提供的公共设施浪费或破坏性地使用，有些人为获得财政补助的少量保障金不惜弄虚作假等多种问题。 从财政收入过程来看，也存在类似风险。在税收以外的收费领域，还存有大量不规范、不确定性很强的预算内以及预算外的费用设置和收取，影响了税收的主导秩序，加重了公众的负担。比如有些部门单位靠乱收费、任意罚款来抵补发放工资甚或奖金福利的缺口。在税收领域，一直以来，对于征税所造成的直接征管成本费用以及其经济效率损失，也就是对于财政支出资金的获得成本、代价，缺乏科学有效的考量和评估。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足额甚至超额完成层层分解下达的税收计划任务，不惜采用非正常手段，比如四处去“拉税”、“买税”，争抢税源，给予纳税人高额税收回扣、税收返还等。如此种种让税收也多少异化了。从社会公众方面来看，诸如偷税逃税，乃至骗税以套取财政资金之类的不法行为在企业单位或个人中???并不少见，这无疑降低了税收效率，增加了诚实纳税群体的实际负担。 　　 　　二、财政风险及其现实危害的伦理探因和分析 　　 　　不可否认，我国财政风险有其客观的经济背景和条件；而当前经济社会仍处于转型期，这既可作为财政风险客观方面的现实环境，但若以伦理之眼加以审视，其间浸染渗透的是作为财政活动基本主体的政府与社会公众于特定时期所具道德能力的高低及其实现程度。 　　政府是财政活动的运作主体，政府部门及其人员不恰当的行为表现会扭曲财政的应然职能，使其无法正常有效地发挥乃至偏向、异化，直接构成或极大地助长了财政风险。这些不当行为可概括为“职能错位”，它包括“职权越位”以及“职责缺位”。前者指政府及其人员超越自己应当或者能够的职能范围而行使权力，不适当地延伸、放大了自己的职权。后者则相反，细看有两层含义，一是本应当而又能够履行的职责功能却没有去做、做得不完全，是“量”上的缺位；另一层则是对于职能所在，明明都去做了、都在做着，却做得不好，这是“质”上的不到位。其间展现出政府系统中公职人员个体或集合体的主观道德能力、特别是其实现程度的相对缺失，而这种缺失，很大程度上导源于转轨期财政体制及相关具体制度系统所蕴含伦理道德力――即所蕴含效率和公平性――在和谐性和制约力上的欠缺和不足。 　　当前，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于财政效能发挥的广度及深度仍留有某些计划体制的思维惯性，它渗透在财政具体制度的设置和执行中，与试图解决旧体制遗留难题（比如国有企业单位及其众多人员的生存发展问题）和当前经济问题的迫切现实需要一道，构成了我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显性及隐性政府债务，这种体制性的财政职能越位加剧了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定位还在磨合期，不可能即刻到位，这形成职能缺位的体制因素。比如在预算管理体制设置中，各层级政府间财力上移而职责下移，使基层政府负担偏重，不少县乡财政困难，滋长“拉税”、“买税”、乱收费、挪用挤占资金等问题。又如部分预算外财政收支运行仍是制度允许而制约相对弱化，从而干扰妨碍了政府职能的协调性。诸如此类的财政相关制度设置和执行问题既直接构成财政风险，又在规则层面导致或加剧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风险度。 　　从社会公众方面来看也有类似状况。社会公众是财政活动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之所以会有危害财政效能的诸种风险行为表现――这些其实是“公民责任缺位”的表现，既归咎于一部分人高于一切的自利动机和目的，又在相当程度上是很多人对于现有财政运行及相关社会制度合伦理性（即服务于以纳税人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过程中之效率和公平性）的协调性或其执行约束力不足的一种行为反应，或者说是相当程度上对政府“职能错位”造成的“公民权利缺位”的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