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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团组织研究的三种视角 　　内容提要：改革以来，中国社团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对传统国家“中心控制模式”的突破，既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也深刻影响了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大体上讲，学术界对转型中社会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和“合法性”等三种不同的视角。 　　 　　关键词：社团组织；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136-04 　　 　　改革以来，随着各类社团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来研究这一转型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社团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对传统国家“中心控制模式”的突破，并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大体上讲，这些研究主要通过“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和“合法性”等三种不同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社团组织对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1.“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团组织 　　 　　公民社会是由英语Civil Society翻译而来，也有人将其译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黑格尔是第一个把“公民社会”与“国家领域”做出学理区分的学者[1]。近 20年来，全球形成了一股“公民社会思潮”，而在这一思潮中所使用的公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公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统治功能，而在柯亨等现代公民社会理论家看来，公民社会则是国家与经济控制之外的那个社会领域[2]。目前,关于理想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国外学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3]。 　　“公民社会”理论被引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而中国内地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4]。公民社会理论一经引入，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最早将“公民社会”概念引入中国社团研究的是英国学者格登?怀特[5]。上世纪90年代初，怀特通过对浙江萧山市的各种社团的实证研究后指出：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相契合，在国家和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他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益明显，他们的活动空间日益扩大，这是基层向“公民社会过渡”的标志。他认为，这些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由社会的经济变迁带来了压力，迫使一些体制内组织发生变化，使它们转变了生存策略，重新界定了其他成员和组织的关系，从而引发了组织权威和社会成员基本关系的变化。虽然，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导致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使得当代中国的新兴社团呈现出“半官半民性”，这种半官半民性是公民社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软弱表现，随着经济改革的加快，非国家部门的扩张将逐渐削弱国家的主导地位，一个较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将会出现。 　　与此同时，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1993）也通过对同一地区（浙江萧山）的社团研究后提出：当代中国社团存在“官民二重性”现象。在他们看来，社团的民间性是来自成员自助、互益和自我管理的需要，而官办性则来自政府间接管理的需要[6]。但与格登?怀特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将“半官半民性”看成是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分离下的公民社会的萌芽，而是社团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下所呈现的一种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社团组织当前出现的这种“官民二重性”是双轨经济体制的直接产物,是现阶段政府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的组织形式，随着双轨制的消失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团的官方性将逐渐式微,而民间性将逐步加强，“官办”特征将会向“官助”特征转变,即出现社团和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状况。 　　怀特、王颖等人对转型期中国社团组织研究开启了转型期中国社团研究的“公民社会”视角的先河，其后有许多学者围绕社团组织的生长发育与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命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总的来看，持“公民社会”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仅是一种价值构建，更是一种实体存在。也有学者认为，自1998年以来，一种非营利部门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初步形成，先前分散的、隔离的个人和各个组织的活动，开始有了横向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各个非营利组织使命中的共同性质，它们所采取的共同运作机制以及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对各自组织的单个意识逐步发展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一般意识，乃至对非营利组织部门的集体意识。非营利部门的这种整体意识虽然还很幼稚，但基本上是健康的，它的发展，成为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强劲动力[7]。而以王绍光、何建宇等持相反意见的研究者认为，由于“公民社会”视角强调社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而用严格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