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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和进口贸易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摘要：一国（地区）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本国（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而且取决于引入的外国（地区）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本文采用扩展的CH模型，将研发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选取1993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西方大国（G8成员国）和亚洲四小龙通过进口贸易、FDI两个途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用。研究结论有三：一是FDI的技术溢出效用显著为正；二是西方大国FDI的溢出效应略高于亚洲四小龙；三是我国自己的研发资本存量只是在没有西方大国影响的情况下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FDI；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研发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39-06 　　 　　一、研究综述：FDI和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Mcdougall在1960年提出了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用，其后，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早期对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主要是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验证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是否与外资相关，从而验证FDI的技术溢出效用，如Caves［1］，Globerman［2］，Feder［3］以及Kokko［4］。而1993年，由Haddad和Harrison提出了以全要素生产率替代生产函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能够更好地揭示技术进步［5］。随后的1995年，Coe和Helpman创造性地将研发资本存量作为内生变量，研究本国（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和通过进口贸易引入的外国（地区）研发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即CH模型）［6］，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1997年Coe、Helpman和Hoffmaister又 　　收稿日期：2008-07-26 　　作者简介：申嫦娥(1963-),女，湖南省邵东县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含国际财务，即国际投融资）。 　　进一步在CH模型中引入了另一个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变量，即FDI，成为扩展的CH模型（被称之为CHH模型）［7］。Walid和Edward利用扩展的CH模型研究G6对OECD国家的技术溢出效用，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强于进口贸易［8］。 　　国内对技术溢出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大多数集中在利用国外的早期方法，直接以FDI或进口贸易作为解释变量，验证其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相关性，这些研究成果请参见郑秀君对这一方面的一个综述［9］，本文只就国内对CH模型的应用情况作一回顾。方希桦、包群和赖明勇，主要研究中国从G7的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发现效应显著［10］。蔡虹和孙顺成研究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进口贸易溢出的技术知识存量促进了中国总产出的增长［11］。李平和钱利考查了中国前10大进口国（地区）和FDI来源国（地区）对中国各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进口和贸易促进了我国的技术 　　进步，但地区差别显著［12］。黄先海和张云帆选取我国前十位的进口贸易国和外商投资国，研究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我国外贸外资（即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都较显著，但相对而言，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略大于外贸的溢出效应［13］。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一些是从进口贸易的角度，专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溢出，另一些则是从我国进口贸易前十位和FDI前十大来源国的角度研究对华技术溢出。但笔者以为，一方面，只研究西方大国，而忽视亚洲发达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另一方面，如果选取进口贸易或FDI前十位，又可能会选取来自避税地或非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或进口。比如中国香港，就是一个避税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贸易额都占据我国前十位，但它只是跳板或中转站，有许多投资和贸易输入的并不是香港的技术，而是原产地或原投资地的技术。 　　本文采用扩展的CH模型并进行修订，将研发资本存量作为内生变量，选取1993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西方大国和亚洲四小龙通过进口贸易、FDI两个途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用，并以西方大国和亚洲四小龙分别构建模型，进行数据对比。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 　　 　　一国（地区）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本国（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而且取决于引入的外国（地区）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目前大家公认的引入途径主要有二：一是进口贸易，进口国（地区）不仅可以通过进口产品或设备，提高本土资源的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提高技术水平；二是FDI，通过FDI不仅可以输入产品和设备，而且可以输入管理理念和文化，因此，它比进口贸易的影响更加直接。 　　 本文选用1993年至200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