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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AGIL理论，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是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缺乏互惠性所致，基于农民工市民身份，履行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将农民工问题看作是市民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键词】AGIL；农民工；市民化 　　“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农民工市民化人数”放入经济社会指标体系，取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个指标，这无疑将引起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更大的关注。目前，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有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本文将基于新的视角-AGIL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一、理论分析 　　帕森斯将社会系统分为四个要素：有机体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和文化要素，这四个要素自下而上提供能量或依据，自上而下作出命令。他有机综合了强调“经济”的交换理论、强调“政治”的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的结构理论和强调“文化”的功能理论，创建了“四位一体”解释社会秩序的分析模式。社会秩序通过四种活动领域中的有序构成，依次为：经济活动中的“互惠性”（A）、政治活动中的“共识性”（G）、社会活动中的“平等性”（I）和精神文化活动中的“正义性”（L）。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秩序问题，因此本文将运用AGIL理论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1．建立“互惠”。经济活动中的“互惠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衡量经济主体之间有秩序性的本质内涵。社会有秩序，必然以经济活动中交换的“互惠”作基础。缺乏经济活动中交换的“互惠性”作基础，“社会秩序”便会失去可持续性。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关行为主体没有做好“互惠性”。农民工市民化是由农民工自身的意愿和能力以及政府在外部营造有利环境所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个指标意味着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始终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看作是简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问题，当做是政府工作的“负担”，未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蔡?，2010；辜胜阻、李华、易善策，2010）。 　　当前中国长期存在外需与内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经济现象。过度依赖外需降低了经济的稳定性，一旦全球经济出现波动，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可见，“后危机”时代亟需培育和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的格局，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支撑”的发展模式。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那么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创造需求，将扩大内需与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扩内需促增长的有效途。同时也可看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工素质，实现农民工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新型市民。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一所现代市民的学校，农民工经过城市化的洗礼创业观念得到熏陶，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一定的原始资本，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具备了创业能力。这为他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市民梦的同时，实现安居梦和创业梦创造了条件。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对政府和农民工都有利的双赢过程，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实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 　　2．达成“共识”。前面谈到农民工市民化的互惠作用，就要为这种互惠性达成一种共识。纵观目前农民工问题的国家政策，可以看到，中央政府致力于敦促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保障农民工权益，但国家不废除户籍身份制度，也不提供国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换言之国家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途径从国家层面的“国民待遇”问题转换成地方层面的“市民待遇”问题。而地方政府出于避免财政负担，确保城市竞争力的需要，无暇顾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造成农民工待遇空洞化（陈映芳，2005）。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于把所有的农民工都转换为市民，其中中间选民理论是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徐建玲、刘传江，2007）。在当前农民工内部不断分化的情况下，应该基于农民工最有可能市民化的群体的利益与意志确定市民化的对象。因此，关注具有中间选民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即既有市民化能力又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的偏好和愿望是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制定的重点内容。 　　3．构筑“平等”。“平等性”是衡量各种行动主体社会行为之间整合性或有秩序性的本质内涵。根据结构理论，那些根植于较高互惠和广泛共识的行为方式必然形成社会中体现公平性的“惯例、习俗”。换言之，应该找到政府和农民工在是市民化这个问题真实权利和义务的运行状况。农民工市民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但是，当前积淀在户籍制度上的次生制度太多，有的已固化为社会现实，取消户籍制度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太高，这也是地方政府迟迟不给予农民工市民身份的重要原因。因此，绕过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工公共服务才是对政府而言最经济，对农民工而言最利好的实质性政策。农民工等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