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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历史三代兵马俑考古人故事 　　2009年6月13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陕西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1974年，袁仲一在这里发掘兵马俑，亲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马俑考古中生代的领头人是43岁的许卫红，她是第三次挖掘的执行领队；30岁、北大毕业的邵文斌也因为头次参与挖掘，进入考古事业真正入门的转折点。这天，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兵马俑考古事业35年的完整历程。 　　 　　“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历史把发现留给这代人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束世潋。他告诉记者，先生的一句“做研究不要学李闯王，要学八路军”让他受益终生。这话的意思是要先占领一块根据地，再慢慢扩大，最后连成一片。袁仲一离开上海前，束先生叮嘱他：“给你五年时间，看你能不能占领根据地。” 　　1974年，作为第一支秦俑考古队的成员，袁仲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阵地”将会是深埋地下两千年的庞大军阵，更不会想到这个数千兵马俑的阵地的挖掘工作几十年后还在继续。 　　之前听过太多有关兵马俑的传说，也曾有人说曾经到过地下10米的一个宽敞的地下宫殿。背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回来，但最终证明这仅仅是传说而已。袁仲一对于每个故事都将信将疑，却每次又都希望从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这一次，当洛阳铲打到两米五的时候，发现了木炭：打到4米，竟然出现了兵马俑残片!关键是，这个位置与东边的点，相距150米，一号坑的长度很快确定下来。 　　历史上曾经有30余次人们见到过兵马俑，每次又都失之交臂。最终历史把兵马俑的惊世发现留给了袁仲一这代人。此后，他在学界被赋予“兵马俑之父”的称号。 　　以兵马俑为“根据地”，袁仲一对古代兵法和古文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三次发掘准备阶段，刚刚揭开覆盖在外的塑料布时，许卫红在T23号探方西南侧的隔梁上发现了一处环形印记。许卫红翻阅了一号坑第一次的发掘报告，也有类似的记录，但没说清楚，这个直径达60厘米的环到底是什么? 　　看过这??木环遗迹之后，袁仲一表示，三号坑也曾有木环，但中间还有圆形的盖子，“当时推测是华盖，级别较高的车上才会有华盖。”袁仲一说。 　　事实上，这组兵马俑已经发现了四个坑，四号坑在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现在是草坪。因为没有探测到陶马和陶俑，不为人所知。袁仲一认为，那是因农民起义而未完成的部分。现有的三个兵马俑坑各自独立，形成有机结合的一组。他说：“古代军队是有编制的，一号坑属于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则是指挥部。从古代兵法来讲，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可分可合，适合多兵种作战。” 　　相似的木环是不是意味着一号坑将出土在“指挥部”出现过的华盖?但这个木环中间并没有盖子，而且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位置，究竟是做什么的，袁仲一也说不清楚。只能等到有类似的，没有脱位的木环出现，才能揭开谜底。 　　对袁仲一而言，兵马俑就是自己的孩子，永远需要呵护与照料。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出差时间久了，回去第一件是便是到坑里转转。退休之后，他和老伴住在西安的家属院，开始的几年，他对这种“没有坑，空气也不好”的生活很不适应。如今，在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他的书和资料。 　　 　　中生代女领队许卫红：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乐 　　 　　6月13日中午休息时，许卫红脱掉工作服，换上了白色的短袖衫和薄薄的七分裤。她把刘海翻开，指着露出的额头，告诉记者：“野外的太阳特别大，我有好几个地方晒伤了，就再也恢复不了。”好在晒过的痕迹并不明显，她的皮肤白净健康。 　　在一号兵马俑坑里，许卫红很少走路，从工地到办公室，常常是一路小跑。她找到文保部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商量之后，决定把刚刚发现的木环提取到实验室。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近400人，各部门有不同的分工，这次考古发掘，技术之外，更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过去20多年的丰富野外考古经历，为许卫红处理这些繁琐的事务打下了基础。 　　1986年，许卫红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一晃20多年就过去了，她从20来岁的漂亮女大学生，变成了考古队的执行领队。在大学，她曾到考古工地实习过，第一次去兵马俑挖掘现场时，她穿的是耐磨的长裤长褂。“蚊子可真是多啊，隔着裤子都能叮出了大包来、腿都肿了，”她笑着说：“被咬之后，我就抱着腿挠，还冲着大家喊‘我又变大象腿’了。” 　　有人把带队进行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称作许卫红考古事业的“巅峰”。秦陵被称作考古学家的天堂，她觉得这种“巅峰”指的是兵马俑本身的价值和地位，并不是自己能干得怎么辉煌。袁仲一等上代人发现了兵马俑，并铺开了针对兵马俑和秦陵的研究框架，如今她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