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二代城市次生活.docVIP

打工二代城市次生活 　　与专家估计的5800万留守儿童对应的是，我国流动儿童也已超过2000万人。 　　尽管他们面临重重困境，但我们有责任给他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否则我们迟早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同样，他们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正如今年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小贾马尔的成功一样，不能低估流动儿童的生存与成长的能力。 　　 　　 　　流动儿童的典型画面 　　 　　北京大约有50万流动儿童。在任何一个城市边缘地带找到流动儿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在海淀区靠近北四环的一个建材市场门脸，记者看到了小丽母女。5月的北京，受经济形势影响，虽然是周末，这个售卖油漆制品的店铺并没有多少顾客。 　　小丽今年10岁，个子挺高，样子很秀气，爱笑不爱说话。小丽的妈妈说，从5个月大小丽就跟着妈妈在这个市场“练摊”。整整4年，她每天坐在店铺里自己玩，困了自己找个地方就睡觉，来了顾客还会招呼几句。小丽的妈妈说，她们是安徽安庆人，丈夫在搞装修，本来打算把孩子放在老家，可是，一来生意走不开，二来也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个家庭已经有能力把小丽送进附近的巨山小学读书。 　　这样的情景，似乎是媒体关注流动儿童的一个典型画面。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生存在城市边缘 　　 　　小丽一家算是幸运的，几年里他们借着北京房地产的蓬勃发展，积攒了虽不算殷实，但已足够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家底。 　　“我听说城里的同学都有自己的房间，我也想有，多小都可以。可是我们家暂时还没这个条件，估计以后会有。”小丽笑着向记者说出这个愿望时，眼里透着渴望。这个愿望，城里的孩子不会轻易懂得和理解。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动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课题组”进行了一项“我国城市流动青少年权益状况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困扰我国流动儿童生活问题首推“住房”。记者与小丽的对话，印证了这个调查。 　　值得玩味的是，小丽的需求，似乎与城市居民对居住问题的焦虑有着“共通点”。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邹泓解释说：“一个安全的住所，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需求。超过１０周岁的儿童大多开始进入青春期，进入青春期后的儿童在情感上的波动很大，需要一个空间来自我欣赏、自我表露。否则，孩子的心理空间将变小，更愿意隐藏自己的心事，甚至会缺乏安全感。” 　　这份调查列出了更为详细的数据。就居住条件看，72.1％的流动少年儿童反映他们随父母租房住；66％在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单独房间，其中23.6％需要两人一起共用一个房间，36.1％需要3人共用，31.4％需要4人共用。 　　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居住环境不能给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就流动儿童的居住环境看，大多数流动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较差：39.8％的儿童反映在目前生活的地方缺乏安全感，39％反映社区治安混乱，38.9％反映社区经常有社会青年游荡。 　　 　　 教育的尴尬 　　 　　相对于流动儿童生存环境问题，他们的教育问题更多地触动了社会各界的神经。关于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种种现实与尴尬，经常见诸报端。 　　从打工子弟学校的保留与取缔来看，北京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面临着比其他城市更为艰难的现实。以海淀区为例，这个地区在2003年“非典”之前有61所打工子弟学校，占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总量的1/5。2003年之后，通过取缔和治理减少到31所，到现在还有19所。 　　北京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科长朱建新在接受采访时说：“海淀目前有15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其中流动学生占到了一半，公立学校已经承载了5万多人。作为教育者，我们当然希望每个学生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光靠我们能解决好的。即使我们解决好了，也有现实的问题存在。举个例子来说，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就提出意见，你们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计划生育工作就更难办，没法管了。” 　　北京是具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大城市，明显形成了巨大的“洼地效应”，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相对于北京，在一些中小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解决起来容易一些。”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学校总干事刘洲鸿说，“比如温州、东莞等城市制造业发达，他们本身就迫切需求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为了留住这些劳动力，当然愿意解决这些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据记者了解，针对流动儿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他们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把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纳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同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针对性政策文件，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1998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