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角度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docVIP

从法治角度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需要复兴，而这样的“伟大复兴”我个人理解为能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能就像当年中国鼎盛的唐王朝一样，以一个开往的包容姿态面对世界；以一种昂扬的时代精神感染世界；以一道卓越的科技光芒改造世界...但是那毕竟是一个为统治者开山铺路开疆拓土的封建集权王朝统治，无从谈起法治，即使从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中隐约体味到与“法治”些许的联系，但那毕竟是不系统的，也是封建帝王维持统治的一丝幻梦和觉悟。相比之下，现今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更系统的法律的大环境下，经济的基础使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具备了法治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而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就是这个过程中需要面对和理清的第一道思路。 对与“和谐社会”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陈述一下它的“官方定义”： 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从中可以明确法治是与和谐社会密不可分的，而和谐社会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我理解的“和谐社会”也许是很粗浅的很简单的，也就是类似于从小到大所看的书中所描写的各种社会的集合体：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没有纷争，即使有了也会以最平静的方式来解决——虽然简单，但中国古代很多的经典古籍上的名言至理又何尝不是言简意赅呢？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战乱频繁，人民生活痛苦。孔子提出了一整套人文和社会思想，经过后来的发展，被称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人群伦理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思想达到了高峰，其中的“仁”、“礼”等要素，成为古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家信仰。，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就是这个社会焦点一致性的反映，也就是曾经的（也许现在还存在与部分地区）严厉法制带来的负面效应，这里法制和法治的区别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也就是刀治和水治的区别，所谓重压之下必生乱，道理是很明白的，目前不健全的法律体系造成了信任危机，即：当一部分人犯了小错误而被给予大惩罚的时候，一方面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致使人们之间开始出现畏惧对方出错（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牵连自己（或影响自己）而开始相互隐瞒，进而是欺诈，变本加厉...只是一种类似几何级差递增的危险效应，公正的秩序一旦打乱，信任危机就会从小部分被法律惩罚的人的小群体迅速扩展到全社会。所以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公正秩序，从而保障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了——事实上,秩序是社会的,也是法律的外在形式性状;正义是社会,也是法律的内在实质精神。 如上所说，仅有信任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良好有效的法治来进行规范和约束，来培养人们的“善良”，所谓善良，就是一种居住在“初级的和谐社会”里的人们所应具有的素质，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现实的和谐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可能达到高级的程度，但它同时又较好地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实现更高级的和谐社会准备了条件。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积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相统一，和谐社会的原则要求和基本特征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本身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程度。我们应当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确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构建和谐社会。一个社会如果只强调善良而不强调约束，就难免出现中国版本的“东郭先生”和外国版本的“农夫与蛇”中反映出的那种尴尬。尤其是既然“总统也是靠不住的”，又何况一般的公民？我们要让“善良”成为一种“习惯”，也有赖于法治的约束和培养。比如乐于帮助人，对有些人来说极有可能是一种天性。但有些人可能天性中没有这种善良，那么，我们可以依靠法治帮助培养一些人学会帮助人。学会帮助人，其实也就是学会善良。这样，久而久之，这种帮助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我们不能幻想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天性善良，但我们可以依靠法制培养所有公民都养成善良的习惯，让这些人最终都成为善良者。 现代法理学界把现代法治主要分为两种:民主的形式法治与民主的实质法治。其二者的共同点之一是都注重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第二个共同点是都以民主为基础。但两者也有以下区别:首先,民主的形式法治只重视有法可依,重视制定一般性法律和强调适用法律的标准程序,而不管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