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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床文化 红木床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床榻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在我国古代，从床的形态、床的雕刻、床的工艺，可以折射出主人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床不仅仅是一件实用家具，也可以是一件精美雅致的工艺制品。渗透着民俗雅韵的古床在中国木制品雕刻中，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床，更是令众多收藏家倾心，明式床的简洁洗练，清式床的奢华繁琐，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和成熟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发现的当时史料的甲骨卜辞已有10余万片。这些甲骨卜辞记截了祖先们征伐、祭祀等各种活动的情况，也有关于家具方面的记载。例如，“宿”好似人坐卧在室内，“梦”尤如人卧于床榻上，“疾”像病人因疼痛而汗滴如雨躺卧在床上。许慎在《说文解字》释为“判木为片，即制木为板”，其中的木片就是床的解释。 殷商的文献记载在《易经》有：“巽在床下，用皮巫纷若，言无咎，……巽在床下，丧其资爷，贞凶”。“巽卦颇吝，其中言喻，一人生病后惊恐而伏于床下，巫师施以巫术则平安无事，或有贼人入室，病人藏匿床下，丧失财产，结果凶。”从卦中可以看见场面的恐怖和忧虑，病人伏于床下(巽、伏的意思)。在这里，床虽然仅仅起到道具的作用，但可以推断，商期已出现了床，而且高度不低，下可容人。 夏、商、周，形成了天地崇拜的宗教意识，其家具也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皇权显赫的工具，带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家具的使用功能主要为祭器，在造型上运用对称、规整的格式和安定、庄重的直线，来体现威严、神秘和庄重之感，且等级制度非常的森严。西周的统治者还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司几筵》上规定，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和品质，辨别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五席的质地和特点并无等级贵贱之分，在使用中常以茵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无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不包括下层的筵。可见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来行事，不可逾越礼制。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雏形期，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出现动摇的趋势，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人们共同关注现实和社会的人生问题，各种学说在相互吸收、渗透中发展。随着传统典制的消亡，宗教观念也迅速褪色，从而结束了特定的文化使命。这个时期的家具所表现的理性和民间意趣日见蔓延，艺术风格一改先前的神秘和沉重，出现了精雕细琢、镂金错彩和奢侈豪华的气象。装饰特点集绘画、雕刻于一身，采用自然景观、植物图案和想象吉兽为表现主题，用象征和联想来表达理性与浪漫的觉醒，折射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的情调。 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生活用具为漆器所代替，漆工艺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大量的出土实物中得知，春秋战国出现的漆木床、彩绘床等为后来的汉代成为漆家具高峰期奠定了基础。《战国策》中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出游到楚国时，曾向楚王献“象牙床”。有关床的实物记载，当以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处出土的战国漆绘围栏大木床为代表，是目前所见最早并保存完好的实物。大木床由床身、床栏和床足三部分组成，周围有栏杆，栏杆为方格形，两边栏杆留有上下床的地方，长2.18米，宽1.39米，足高0.19米。这张床又大又矮，适合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床框由两条竖木，一条横木构成，在此床框上面铺着竹条编的活床屉。床身通体髹漆彩绘花纹，工艺精湛，装饰华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床已很普遍，而且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这时的漆器除髹漆彩绘之外，还有雕刻、镶嵌等工艺手法，这不仅对器物起保护作用，更因漆饰和造型体现的艺术风格使人百看不厌，开创了家具工艺品的新历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家具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又兼有欣赏价值和观赏功能。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文化、经济繁荣，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河北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