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戏剧艺术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再论契诃夫戏剧的现代价值.docxVIP

新时期中国戏剧艺术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再论契诃夫戏剧的现代价值 摘要：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戏剧流派，在新时期中国的艺术创作中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值得关注。契诃夫及其现实主义戏剧作品因具有更高层面的“现实关怀”和“人道情怀”，被更多的戏剧工作者重新审视，以期对其现实主义存在价值做出新的判断。分析我国现实主义题材舞台艺术（戏剧）的现状，探讨戏剧艺术现实题材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关键词：现实主义 契诃夫戏剧 新时期中国戏剧 现代价值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戏剧流派，曾经在20世纪早期的戏剧舞台上风盛过一时，然而“浪漫主义戏剧终于没有被现实主义作家所废除，现实主义戏剧实际上也没有被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剧作家以及其它诗剧或想象剧的支持者所置换，纵观我们的整个世纪，剧作的各种风格是彼此碰撞而又相互沟通。”契诃夫的剧作因其具有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瞻性，使得他的剧作在审美品味上具有了现代通感，“他的成就，在于他苦心孤诣，达到了要求人们重新定义现实主义的高度，同时也使易卜生的观点显得陈旧了。”契诃夫戏剧（以下简称契剧）在继承西方现实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又融入了戏剧哲学层面上的现代意味和舞台表达，在舞台上揭示出人类的生存问题与心灵的终极指向，呈现出一种“高级的真实”，是将传统现实主义推入深层发展的伟大创新，在艺术创作日益转向关注人类本体生命与生活状态的当下，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开始重放异彩，其所具有的审美精神已然成为当今戏剧界的新焦点。中国接受俄罗斯文艺的传统由来已久，这种现象必然也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重构产生影响。一、现实主义与中国戏剧艺术现实主义的生成中国现代戏剧的现实主义是包括了话剧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最基本、最主要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话剧表现形式，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影响我国戏剧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它以其独特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形态生成了中国当下包括戏剧剧本创作在内的一种戏剧生态与生存表达。中国戏剧由话剧与戏曲共同构成，由于话剧引进于欧洲，与土生土长的本地戏曲之间必然存在美学形态与舞台表现方式上的迥异：中国戏曲讲究中国古典美学特质，专注表现艺术的写意之美，舞台表现形式高度抽象化与程式化，时空表达注重灵动化和舞蹈化；话剧则与之完全相反，它将人类的生活“搬”上舞台，追求一种“本真”态，舞台呈现的常常是观众熟悉的场景，是一种写实主义的艺术表达（此文所涉及到的中国戏剧，专指话剧）。话剧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视为是欧洲戏剧形态与戏剧美学的变革，中国人对外来戏剧艺术的接受过程，也就是对西方戏剧的民族化过程，否则，这样一个“舶来品”，即便最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传入中国，后期的发展恐怕也是不了了之。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就是在对欧洲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误读与背景下产生的，因为中国人所看到的每一部“西剧”，总是免不了与本土的戏曲作比较：如中国戏剧形成初期被称为“文明戏”，在艺术形态上就呈现出一种“四不像”——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特点，更像是中外戏剧的混合物种，诸如戏曲的学唱青衣、行当区分、自报家门、间插舞蹈等元素都被杂糅其中，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当时对西方戏剧的体系知之甚少，不能从艺术本体区分写意的戏曲与写实的话剧，这种源自民族戏曲的审美指向在后期持续影响着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国人认为“西剧之长，在画图点缀，楼台深邃，顷刻即成。且天阴晴，细微必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叹观止矣。”这是对其写实布景逼真性的感受；把西剧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难道不是同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的形态特征相对应而得出的吗？而将中国戏剧定名为“话剧”，显然也是在同中国戏曲的比较区分中而被认同的。这些历史过程意味着，中国人对外来戏剧艺术的认识和把握，由内在的审美精神到表层的艺术形式与手段，都带着民族的审美眼光，被其固有的民族审美意识所支配的，这也是人类对于艺术所具有的民族本源性选择视角。随着中国戏剧的发展，“五四”之后，一批富有中国诗化情怀的现实主义剧作产生了，代表作有：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秋声赋》、《丽人行》，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这一时期的剧作家们开始从审美精神、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到语言层面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进行全方位的、深层的渗透融合，给它们打上民族艺术的烙印，形成了此阶段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时代特质和民族独创性的改造。进入到20世纪，中国新兴话剧的现实主义内容曾一度被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表现出极左的创作倾向，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重共性而轻个性”，无端放大占据社会主导性与特殊性人类群体的情感意识，忽视对人自身个体化与典型性的关注，充满浓郁的政治说教色彩，其中原因除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