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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点分析 　　元好问 （1190 年-1257 年），字裕之，号遗山，是金元之际的古文大家。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载“: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郝经的《遗山先生墓铭》也载“: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可见元好问的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关于元好问碑铭文的艺术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古文为具有法度。” 　　虽一语中的，但终嫌笼统。本文拟从结构布局、刻画人物、记叙事件三个方面来详析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色。今人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的《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 中收录的数量最多的古文类别就是碑铭文，从第十六卷到三十一卷共十六卷计 99 篇，居各体之首，现存的碑铭文 99 篇与郝经所说“百余首”相差无几，说明元好问的碑铭文是保存得较完好的珍贵文献。 　　一、有例有法 为文有绳尺 　　碑铭文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有着既定的写法，王行《墓铭举例》卷之一云“: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 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虽次序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4] 　　如韩愈所作《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等即是如此。 　　元好问碑铭文的结构布局遵循既定写法，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布局，往往在记叙讳、字、姓氏等十三事之前以一段人物评论总起，之后以评述人物的论辞作结，即分成首作评论，次叙事迹，末再有论三部分进行。首论是碑主的评论或赞美文字，但并不妄加虚辞，次叙人物一生事迹，末论则是议论感慨，颇有史赞的文学色彩。如《闲闲公墓铭》中起首便云：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5]（P400-401）此处一大段的议论文字，首叙古文的兴衰发展历程。唐文三变讲的是唐代古文复兴、发展、高潮的三个阶段，如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所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6]韩、柳古文则是代表着唐代古文的最高成就。古文至五季而衰，至宋柳、穆、欧、苏诸人出而复振，辽朝“假贷剽窃”使得古文又衰颓不堪，至国朝唐宋文派乃得正传。元好问对“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的痛惜与愤慨之情自然流露而出，对古文复振则欣慰不已。紧接着以复兴古文运动中杰出的赵秉文与其他文人对比，突显出他“之死而后已”的可贵之处。此处简洁凝练，见解深刻，既赞美墓主又将其与当时文坛背景紧密联系起来，点明其文坛巨擘的身份。次叙赵秉文一生事迹，包括名讳、姓氏等十三事的叙写。 　　末论则是对赵秉文的议论感慨之词“:因考公平生，而窃有所叹焉。道之传，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则非一人之功也。……不本于教育，不阶于讲习，绍圣学之绝业，行世俗所背驰之域，乃无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画，在公为余事，自以徒费日力者，人知贵之，而不知贵其道欤?”[5]（P404）在这一部分中，元好问感慨世人贵远贱近，且没能真正理解赵秉文“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的所贵之处及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忧君爱国之道。为了不让与国事紧密相关的杰出人物淹没不闻，元好问借给已故之人作碑铭文之机，阐发碑主一生贡献与其可贵的精神品格，以告世人。 　　元好问碑铭文结构多样，有的是在开头以其自身与碑主的人情交往作引子，次叙传主生平事迹，元好问在选择材料时往往依据人物形象特征有意安排布局，因此在特别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重大时事上着墨颇多。如《故帅阎侯墓表》，起首交代诗酒唱和之事，次叙阎载之救黎民于战乱中之事，展现其体恤百姓、为国为民的精神品质。有的是以倒叙当时社会背景材料开头，将碑主放在当时重大时事斗争中，吸引读者注意力。中间部分夹叙夹议，把碑主生平履历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末尾交代作碑缘由，如《广威将军郭君墓表》，首段便是倒叙到贞祐被兵，生灵涂炭之时“完颜昭武以城守计访于君”,[5]（P602）将郭琩置于矛盾冲突的中心位置，紧接着是讲述其一生为官清廉、心系百姓之举，末